1949年：一窮二白 百廢待興

　　根據《1981中國經濟年鑒》公布的新中國在1949年國民經濟主要數據顯示：總人口為54167萬人，人口出生率為36‰，死亡率為20‰，平均壽命為35歲。

　　1949年，中國人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只有86元；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會商品零售額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發電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鋼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糧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產品只有0.83公斤。

　　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進行著戰后經濟恢復，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就是當時新中國的真實寫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純真的理想，引領著50年代人們的生活，他們工作繁雜但沒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沒有牢騷，遇到困難也不氣餒。雖然他們曾經砸掉家里的鐵鍋去大煉鋼鐵，雖然他們曾經誤以為糧食畝產幾十萬斤，但他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是發自內心的。

　　關鍵詞：列寧裝，中山裝，糧票，公共食堂，消滅麻雀，公私合營，全民煉鋼，工資改革

　　發行糧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國糧食短缺。中央政務院于1953年10月發布命令：全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采取憑證定量售糧辦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發行面粉購買證，上面寫著“遺失不補，過期無效”。1955年10月，實行糧食以人定量供應后，糧食部發行“全國通用糧票”。副食品供應，除食油(包括麻醬)早于1954年實行計劃供應并由糧食部門管理外，從1958年春節開始，對豬肉、牛羊肉、鮮蛋、紅白糖、粉絲、糕點等8種副食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

　　50年代糧票的出現，標志著后來整整實行了40年的商品票證制度的開始。小小糧票，曾經陪伴了所有中國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辦好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一時間成為傳遍大江南北的口號。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給制，脫離當時中國國情，超越人的覺悟，實行不到兩三個月，多數食堂已寅吃卯糧。

　　“曹楊新村”是無房戶的夢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鎮新建民居，通常稱為新村，大多是四層左右的小樓,居室通常是大間套小間，沒有廳，只有一個狹窄的過道,這是借鑒了蘇聯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為執行毛澤東“數年內解決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專門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員會。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楊路一帶的“曹楊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畝,可容納1002戶，建有合作社、醫療站、公共浴室等設施。6月25日，上海市滬西各廠先進工人搬入“曹楊新村”新工房。在29日舉行的慶祝會上，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到會祝賀。一時間,“曹楊新村”在上海成為令人羨慕的新式住宅的標志,是無房戶夢想中的天堂。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橫溢的龍須溝和破爛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區,一般是獨門獨戶,每戶建筑面積50平方米。這種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營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間用來給八旗子弟兵和他們的家屬們臨時居住的。由于這種房型節省材料、向陽保暖，當時被廣泛采用。“排子房”沒有獨立的廚房、廁所等生活設施，通常一排房或幾排房才設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衛生條立的廚房、廁所等生活設施，通常一排房或幾排房才設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衛生條件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這是50年代中國大部分地區交通狀況的真實寫照。50年代的農村，不但絕大多數人沒有乘過公共汽車，就是自行車，也只有極少數家庭才有。北京市農村每百戶擁有自行車數，1956年為13輛，1957年為16輛。當時交通工具基本上沒有，人們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車、牲畜等。

　　在城市，雖然公共汽車不斷增加，但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車出行，于是，自行車就成為機動車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軌電車九路；上海的有軌電車有八路，無軌電車有十路，公共汽車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車票價分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檔；無軌電車票價分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檔；有軌電車票價分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檔。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電車修造廠試制的紅旗牌大客車和第一輛鉸接式大客車(無軌電車),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有出租車，只不過離普通老百姓很遠。建國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車行29家，營業汽車近400輛。北京市政府專門從東歐和蘇聯進口了一批嶄新的“華沙”和“勝利”轎車，用做出租車，但價格不菲，從前門車站到西單要2角。

　　全民大煉鋼鐵

　　“夜晚，列車在原野上奔馳，不時從成群成列的高爐旁穿過，燃燒的火焰‘呼呼’作響，映紅了漆黑的夜空……”這是當年《人民日報》記者寫下的通訊《沸騰的日日夜夜》，真實地記錄了全民煉鋼的狂熱場面。

　　一切為“鋼鐵元帥升帳”讓路。一時間大江南北，高爐林立，人山人海，熱火朝 一切為“鋼鐵元帥升帳”讓路。一時間大江南北，高爐林立，人山人海，熱火朝天。工廠、部隊、公社、機關、連外交部都辦起了煉鋼爐、煉鐵廠。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鋼鐵工人；沒有煤的地方，就砍樹燒炭；沒有鐵礦石，就砸鐵鍋子；建土高爐沒有磚石，就拆祠堂、毀圍墻。連學生也放下書本走近高爐，操持家務的婦女把鐵鍋、鐵鏟送作煉鋼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參加大煉鋼鐵的人力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經過幾個月的蠻干，加上相當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生鐵產量達到1369萬噸。但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合格的鐵也只有900萬噸，有些則完全是廢品。大煉鋼鐵對生態環境和物質資源造成了嚴重破壞和浪費，進一步造成了群眾生活的困難。

　　工資定級 梅蘭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牽動著全國各界數千萬人利益的是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工資改革。6月16日，國務院通過《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奠定了此后中國長達30年之久的勞動工資制度的基礎，從此“級別”成為中國除農民以外各類社會人群政治經濟生活地位的重要標準。

　　這次工改，建立了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幾大類分配制度，其中黨政機關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干部分為30個行政級；企業工人分為8個(個別工種為7個)技術等級，專業人員，如工程技術人員、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工作者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同時，依據各地的自然條件、物價和生活費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資狀況，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規定以一類地區為基準，每高一類，工資標準增加3%。

　　此次定級，當時的知識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價”，如梅蘭芳，定級前的保留工資為1100元，卻甘愿評為文藝一級，只拿336元。關肅霜自請評為文藝2級，工資從800元降到約280元。實行工資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藝級與行政級之間自由選擇，如果選擇文藝級，比行政級工資高，但有不少人卻選擇了行政級。這除了當時“克己”的時代氛圍所致外，還有一個原因，即選擇行政級別可以按級別看文件、聽報告，甚至決定能否訂閱《參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醫療待遇等等。如趙樹理是行政10級，209.9元，而他同時可以評文藝2級，可拿約280元，趙樹理選擇了行政級。冰心、張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評為文藝一級。

　　大學教授在此之前其實都有級別，但同樣重視此次評級。陳寅恪、梁思成、馮友蘭、季羨林、鐘敬文等被評為一級。評審極為嚴格，當時全國共評出一級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個，有的省一個都沒有。如吳宓、陳子展、黃昆等各學科“泰斗”級學者，僅評為2級教授。季羨林是一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津貼100元，共4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