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2日來自公安部交管局的消息,全國查處酒后駕駛專項行動一周,共查處醉酒駕駛違法行為兩千多起。公安部交管局承認,“通過一周的集中宣傳和嚴查嚴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特別是醉酒駕駛違法行為出現一定程度下降,但降幅不明顯”。(8月23日中新網)

　　一周全國 “共查處醉酒駕駛違法行為兩千多起”的成績,乍看數字似乎不低,但其實未必——換算下來,每天平均不過查處300多起,再平均到全國30多個省區市,每省一天不過10來起。這顯然與醉酒駕駛的現實狀況,尤其與我們來自生活的直觀感受,存在較大出入。顯然,目前的“專項行動”仍有進一步加大“嚴查”力度的余地和空間。

　　同時,也要看到的,“專項行動”自身在嚴查之外之后的其他配套措施,亦有進一步改進的余地,比如,加大對違法主體特別是其中特殊違法主體如公務人員公開曝光揭露的力度。據報道,“查處行動開展1周,廣州有多少公務員醉酒駕車,交警部門依舊沒有透露,至今尚無一名公務員被交警部門主動曝光”。

　　而更深一層,我們也要充分意識到,“降幅不明顯”的結果,其實再次從一個層面見證了這樣一個執法現實:對于像酒后駕駛這類積習已久的普遍性違法行為,要想有效治理乃至根治,單靠“專項行動”這樣的運動式、突擊性執法方式,實際上是遠遠不夠的。

　　一方面,這是“專項行動”本身內在固有的缺陷早已決定了的。原本應該是常態、連續、穩定的法律秩序,在平時得不到有力的維護,很大程度上處于“休眠”狀態,必須等到“運動”時才會被突擊喚醒,法律秩序應有的尊嚴以及人們對于它的信心,顯然無法真正建立,更不可能深入人心,成為一種信仰——其所能激發、助長的頂多是,人們一種逃避執法或者與法律“躲貓貓”的投機心態和行為。

　　另一方面,這也是“酒后駕駛”復雜的社會成因所決定的。眾所周知,中國人有著長期以來積累浸潤的“凡事必上酒桌”、“上桌必勸酒”的酒桌文化和社交習慣心理,加之法律意識的普遍不彰,在驀然遭遇“汽車社會”的大背景下,酒后駕駛這類矛盾、沖突一時集中凸顯,顯然具有某種必然性。而解決這種矛盾沖突、消弭這種必然,無疑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常態的嚴格執法之外,也需要社會各個方面廣泛參與、錙銖積累、潛移默化的長期綜合治理。

　　楚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