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頒布實施后，各地相繼制作發行了一些圖冊，用漫畫形式宣傳相關規定。圖為遼寧畫報社發行的一本漫畫圖冊。

　　新中國先后施行過三部治安管理處罰法律———1957年頒布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2005年制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環視世界各國法律體系，大多數國家幾乎沒有直接對應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律制度，但在我國法律體系里，治安管理處罰法始終以其獨立存在的歷史地位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在人民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雖然叫“條例”實際上是“法”

　　2005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治安管理處罰法》，這是我國第三部治安管理處罰法律，如果僅僅從名稱上看，很多人會以為從1957年制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到《治安管理處罰法》，是由“條例”到“法”的“升格”，其法律效力發生了變化。

　　“這是一個誤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副教授李春華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對法律名稱尚未進行嚴格的分類規范，國務院通過的行政法規稱“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有的也稱為“條例”，但就法律規范的位價而言，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雖然叫“條例”實際上是“法”。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就是一個較典型的例子。

　　1957年，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十一次會議通過并施行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因為當時對“法”和“條例”沒有明確的區分，用的是“條例”。

　　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曾經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盡管當時對“條例”和“法”已有區別，但仍沿用“條例”名稱。“這是本著尊重歷史、適應現實的原則，以便群眾更好地適應法律。”李春華告訴記者。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條例”更名為“法”:即《治安管理處罰法》，其法律效力并未發生任何變化，只是其形式規范更符合《立法法》的規定，突出了法律的本質，不存在所謂的“升格”。

　　艱難的起草，輕易的通過

　　公安部消防局原局長、武警少將劉式浦參與起草了1957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他向記者講述了法律通過的一個片段。

　　1954年，劉式浦從撤并的華北公安局來到公安部工作，先在治安局農村治安處工作，1955年又到與農村治安處合并的治安處工作。“一個處室就是一間大屋子，我參加起草了《無線電管理辦法》、《自衛槍支管理辦法》、《爆炸物品管理辦法》等多項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是參與起草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劉式浦回憶說。

　　1955年，劉式浦來到治安處時，已經有一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起草小組了。主要執筆人是吳世昌。吳世昌是1949年大學法科畢業后分配到公安部的，參與起草了好幾個條例，“一副學究相”。但是在“反右”運動中，吳世昌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病死在清河農場。還有一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同事，但是在當時政治運動高壓下，精神受到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這樣，劉式浦就不得不成為主要執筆人了，盡管當時他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此后，劉式浦就經常跟隨治安局局長，到各個部門征求意見，回來后再整理意見向公安部黨組匯報。

　　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大規模階級斗爭已經過去，應健全民主法制。劉少奇、彭真在講話中都提到要健全民主法制。兩位領導講話之后，治安管理處罰立法加快了進度。

　　當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已經起草了好幾年，反反復復征求各界意見和修改已經讓劉式浦有些焦躁了。在一次“大鳴大放”會上，劉式浦進行了長篇發言，“我批評立法速度太慢了，解放都這么多年了，連治安條例都出不來……”

　　讓劉式浦意想不到的是，這次“鳴放”，他差點被錯劃為“右派”，后來以“只是同情右派，屬于思想錯誤”了結。同樣讓他意想不到的是，“說加快立法，突然就這么快，上面來通知，將草案報國務院，以為國務院還要修改好幾年呢，沒想到，才過去幾天，說已經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

　　從全國人大回來后，參與立法的同志都喜氣洋洋，通過了!

　　艱難的起草，輕易的通過，劉式浦坦言:“有些不適應，反應不過來。我當時以為，到了人大還不得修修改改、來來回回好幾個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