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的“內蒙速度”

　　令人吃驚的不是速度，而是持久度。西部大開發十年，內蒙古一直保持速度一路狂飆，考察內蒙古“馬群”中跑得最快的包頭，奇跡背后的變道軌跡清晰可見

　　文 本刊記者 朱文強 內蒙古報道

　　在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最顯眼的標志物就是市中心博物館和火車站的兩座飛騰的蒙古馬雕塑，奔馬的確可以代表這個地方的速度。

　　在西部大開發十年后，內蒙古自治區轄下的三駕馬車——包頭、鄂爾多斯、呼和浩特都曾創下20%以上的增幅。

　　“包頭這幾年確實發展太快了，就算在去年金融危機蔓延的最困難時期，我們依然保持了相對高的經濟增速，這不得不說是個奇跡。”包頭市外宣辦專職副主任康建俊一臉笑容地和記者侃侃而談。

　　今年上半年，內蒙古GDP以16.2%的增幅領跑全國，其中包頭市GDP完成900.1億元，同比增長17.2%。今年4月，《2009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在北京發布，包頭再次榮登中國城市經濟增長競爭力之首。

　　“包頭在內蒙古有一個非常完備的產業工人隊伍。”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于光軍說，“如果把中國的工業化比作一個正在向前奔跑的巨人，那么內蒙古的產業是給工業化供給糧食的。只要巨人活著你就得吃糧，你要往前跑你就得多吃糧，對不起，糧在我這兒。”

　　包頭的發展，濃縮了“內蒙速度”的起步與興起，但這種靠能源、靠資金打造起來的速度究竟能夠持續多久？

　　資源包裹下的包頭速度

　　王成已經開始琢磨著把自己的鐵礦出售了，一度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給他經營的民營礦山帶來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

　　2006年7月，金融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的王成放棄了尋找體面工作的機會，轉而投向內蒙古包頭市的一個民營小鐵礦，成為一個年輕的合伙人。“當時投資開始升溫，很多擁有一定實力的投資者都在到處購買礦山。”王成說。

　　2007年，鐵礦石幾乎瘋狂的漲價，讓這些成本并不高的小礦山賺的盆缽滿體。但危機在2007年下半年襲來，“先是股市崩盤，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然后金融危機開始肆虐全球，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感覺到，好日子差不多了。”王成回憶說。

　　2008年初，礦山不得不選擇停產。而當時，內蒙古很多企業還并沒有切實感受到金融危機的威脅。

　　“這次金融危機以后，也有一些反思，重化工實際上我們這兒的企業到去年10月份還沒有什么感覺。可能訂單沒以前多了，但很多之前的訂單還沒用上，都還在生產，到11月就開始顯現了。”于光軍告訴記者。

　　這種能源開發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它受到的沖擊比其他地方滯后兩三個月。

　　內蒙古一個做硅膠的企業，2008年前10月純盈利1億元，到10月份1000萬元，11月只有200萬元。迅速蒸發的利潤讓業界始料不及，但國家隨后啟動的救市之策讓企業看到了生機。

　　包頭市委書記莫建成當時稱“全力支持包鋼、包鋁、一機、北方重工、希望鋁業等重大項目建設。”

　　“恢復的還是比較早，擴大內需的政策，4萬億元一啟動，只要一開工，基礎的東西還在，金融危機縫隙中的增長速度就是這么來的。”于光軍說。今年上半年包頭的增長中，鋼鐵、鋁業、裝備制造、電力、稀土五大支柱產業共完成增加值338.1億元，同比增長23.6%，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3%。

　　這都得益于內蒙古經濟的發展模式，于光軍認為，內蒙古的電力，煤炭，鋼鐵，鋁業等企業都是在行業中具有一定分量的企業，并且，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國有大型企業、大集團手中，他們的競爭力強，抗風險能力也強，這些支柱企業占據了GDP的大部分份額。

　　資源性企業成為了包頭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

　　“小的流動性強的小企業，甚至不構成GDP，有一些旗縣的企業根本就是黑戶，五六十萬元的投資，根本沒納入你的視野內。”于光軍說。

　　“包頭模式”原動力

　　30歲出頭的侯紅兵在包頭從事軟件行業，在當地算是個中產階層，讓小侯至今仍然感到幸運的是，他在5年前就買了房子。“現在已經買不起嘍，當初1000元一平米的房子，現在至少賣到3000元，翻了3倍。”

　　在侯紅兵眼中，這就是包頭經濟快速發展最現實的寫照。

　　包頭的加速，得益于國家西部大開發之策。一度，人們為內蒙古屬于東部還是西部爭吵不休，在最初的西部開發名單上，并沒有內蒙古的名字，直到最后一刻，內蒙古與廣西才踏上西部開發的班車。

　　包頭的籠頭被打開后，其速度一日千里。2002年至今，是包頭經濟的第三個快速增長期。從2002年至2004年三年間其年均增速甚至達到26.8%。

　　這種以較快的增長速度才可能達到一個相對高的經濟總量，恰恰體現了內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目前，包頭市已由過去傳統的單一“草原鋼城”模式，轉變為鋼鐵精深冶煉、稀土資源供給加工、重型機械裝備制造、鋁業生產、煤化工、電力能源等復合型、科技型的新工業城市。

　　包頭市發展改革委綜合處處長崔林告訴記者，2008年，包頭市重點項目數量和固定資產投資再創新高，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勢頭進一步延續。其中包頭市組織實施投資5000萬元以上重點項目510個，比上年增加110個。年內投資超億元重特大項目達204個，完成投資623.2億元，其中神華煤制烯烴、保利花園和石拐棚戶區搬遷、包鋁電解槽改造分別達40億、20億、20億、15億元。

　　大規模的投資刺激下，其經濟的飆升速度自然一路上揚。

　　“包頭的天越來越藍了，我們的綠化應該是全區最好的。” 包頭市外宣辦專職副主任康建俊自豪地說。在“十一五”規劃實施3年來，包頭萬元GDP綜合能耗降低了17.83%。

　　包頭市青山區東南部，有一個被稱為“城中草原”的廣袤草原——賽汗塔拉生態園，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城中草原，占地面積達到了驚人的8000畝。

　　說起這片獨一無二的城中草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包頭市委書記莫建成很自豪：“我們之所以要立法保護綠地，就是為了保護好千辛萬苦得來的一片片綠地，使其不會因為書記、市長的變更而改變。包頭城中黃金地段這么多綠地，賣掉了搞商業項目、搞房地產，可能會賺上百億元都不止，但包頭人不會做這樣的交易。在城市里造幾棟高樓大廈很容易，但這樣的大塊綠地，這樣的城中草原是用多少錢也買不來的。”

　　在新的規劃中，包頭市以保護和恢復生態為主的“黃河濕地、大青山森林、山北草原”三大工程全面啟動。

　　這座被聯合國授予人居最佳獎的城市動力與活力十足。

　　政府操盤下的超速行駛

　　馬兒跑得快，還需夜草肥。

　　“坐汽車，從東蒙往西蒙走，要經過張家口，路一不好，就知道到內蒙古了，非常明顯。”于光軍回憶十幾年前內蒙古的情況時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后，道路交通情況改善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的提高，通訊的發展，縮短了我們和核心市場的距離。”

　　改革開放前十年，國家沒有什么大的政策真金白銀的支持，內蒙古基礎設施、道路交通等各方面都不是太好。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很多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當時內蒙古在大農業這一塊搞了一個加工轉化；在能源這一塊搞了一個煤從空中走——發電的戰略。

　　現在的呼、包、鄂，已經成為內蒙古乃至北方的金三角。其成功的動能就是內蒙古到處可見的政府之手，“當初的政策就是有項目就往這里上，別的地方基本不考慮。”于光軍說。這個三角地帶占據了大部分內蒙古的經濟總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60%，這種狀況正是當地政府強力介入的結果。

　　在內蒙古，始于2002年的大招商、大競爭，政府的支撐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國內開始出現電力緊張、能源緊張時，內蒙很多電力項目陸續上馬，資源優勢就被市場發現了。內蒙的一些主導行業也基本有了自己的優勢企業。如伊利、蒙牛、草原興發、寧城老窖等，企業上市的時候，政府非常支持。

　　內蒙古的優勢逐漸被市場接受，在市場上轉化為經濟優勢。隨著招商引資過程中門檻不斷提高，招商的指向性越來越強，一開始是政府招商，后來是企業招商，很多大型企業集團，如中國神華等開始陸續進入包頭。

　　在危機之下，有人稱中西部省市的變化是“反梯度隆起”，包頭市委書記莫建成則表示，包頭的方法是三個力度不減，固定資產投資的力度不減；企業內部結構調整、發展的動力、體制機制改革的力度不減；改善民生，保工資適度增長的力度不減。”

　　在政府的支撐下，包頭經濟活力依然很強。

　　總部經濟缺少癥

　　2008年7月9日，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包頭段傳遞路線就在鋼鐵大街進行。作為包頭市的標志性街道，它幾乎容納了所有包頭的商貿中心和休閑場所。

　　“我們還缺少總部經濟，這對財政收入能有一個很好的體現，但對居民收入這塊還需要一個過程。”于光軍不無擔心。能源重化工時代是靠錢賺錢，內蒙古更多的是發展了自己的資源基地作用，而非總部經濟。2002年以后，南方很多地方開始出現土地緊張，但內蒙古土地特別是可供工業開發的土地資源高度擁有，對能源重化工時代的經濟發展造成一個很大的支撐。

　　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內蒙古的辦法是配給資源。

　　“內蒙古已經處于一個能源重化工時代，對能源、對原材料的需求高度旺盛，很多國內的大型企業、集團開始加快投資；同時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資的力度，加大了經濟結果調整的力度，可以說這種模式叫做依托資源，但不依賴資源。”于光軍說。

　　當年引進華泰這樣一個汽車工業到鄂爾多斯市落戶，當地政府就給了華泰煤炭資源的開采權。“這樣一個配給方式，對資源的保護性利用也有好處。”于光軍說。大型集團對能源本身的保護性開發遠比那些小煤礦、小煤窯要做好，可持續競爭能力要強得多，資源開發的結構優勢就凸顯出來。

　　這樣做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內蒙古在無限制地利用自己的資源，這種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也遭到了眾多質疑。

　　“之所以建立這樣多高耗能產業，內蒙古有這樣的基礎，尤其是電力產業的發達，能夠支撐它的發展，也支撐了8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于光軍說。

　　高速發展的背后，開始顯現出危機，內蒙古有幾個行業開始有同質化的傾向，比如說煤制油。“這個項目已經上了很多了，因為過去有很多地方支柱產業只有一家，這幾年發展起來，迎合了市場的需要。”于光軍說。

　　未來之路

　　2008年，包頭GDP為1760億元，人口250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7萬人民幣，人均首次超過1萬美元，與我國沿海發達城市基本持平。

　　但包頭人的錢包并沒有完全鼓起來。在一個能源重化工時代，地方政府極力地引進一些大型企業，靠資本，而不是靠人力推動經濟，之前一個需要2000人的電廠，現在可能只需要200人。

　　收入差別太大最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內蒙古的人才流失，一個工程師在呼和浩特市月薪只有2000多元，到了北京至少都8000元。硬件很容易上去，但人才的引進就不容易了，“不客氣地講，內蒙古的精英全部集中在政府里面，人們的就業渠道非常窄，基本沒什么好企業，實際上真正能把人留下來的就是那些大的企業集團，所以說政府不去參與進去，很多地方搞不成，這是我們這樣一個后發地區非常明顯的特點。”于光軍說。

　　在十年的高速發展中，一部分是因為原來基數比較小，底子差。另一方面，全國進入了對能源、冶金、重化工業需求較大的時候，內蒙古正好發揮了其資源優勢。內蒙古的支柱產業都是資金密集型的，像電廠、煤礦，動輒投資幾十億元，投資增幅自然就大。

　　一方面內蒙古的經濟發展得益于這種模式，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問題，在未來，這種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是否能持續？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依靠原有產業深加工產業發展相對較薄弱，在利用鋼鐵、乳制品、煤炭等優勢資源向更有科技含量的產業發展仍需要進一步提高。

　　在大漠，距包頭市100多公里的成吉思汗陵蔚為壯觀，站在陵前，仿佛又看到“一代天驕”縱橫沙場的雄姿。

　　這種以較快的增長速度才可能達到一個相對高的經濟總量，恰恰體現了內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

　　一方面內蒙古的經濟發展得益于這種模式，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問題，在未來，這種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是否能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