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溝八梁一面坡”到“農業學大寨”再到“農村經濟學大寨”，大寨傳奇演繹了新中國的兩次勇敢跨越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句國人皆知的口號曾影響了中國十四年的時間。山西省昔陽縣大寨，也因此而成為新中國最著名的村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七零八落的山梁山溝間，大寨人通過實干苦干造出了層層梯田，糧食畝產猛增。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換來了十余年“中國農業學大寨”的光榮。

　　當歷史的火車在十字道口轉軌，大寨一度痛苦地迷失了方向。當小平南方講話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大寨人終于在霧里看到了那朵最美的紅花——“改革”。如今的大寨，正在集體與個人各揚所長的折中道路上前進著。

　　“各位鄉親，收電費啦！”一個男人的聲音透過大喇叭響徹全村。從大喇叭里傳出的淳樸鄉音，已經在這個村莊響徹了半個世紀。不同的是，三十年前喇叭里傳出的是諸如“下地干活”之類的有關集體的統一號令。

　　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喇叭聲中，80歲的宋立英老人坐在毗鄰陳永貴故居的自家窯洞里，一邊在一本本大寨題材的書籍上一筆一畫地簽著自己的名字，一邊向前來拜訪游客們講解著大寨往昔的激情歲月。作為全國勞動模范、大寨村第一位女黨員、大寨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賈進才的妻子，宋立英和“鐵姑娘”郭鳳蓮一樣，是大寨最出名的女人。

　　1953戰天斗地狂想規劃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依虎頭山而建。新中國成立前的大寨，人稱“窮山惡水”。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開墾，到宋立英開始記事的時候，大寨村民們擁有了700畝土地。可這些地不是遠在山上，就是險在溝邊，東一小塊，西一小塊，“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塊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溝八染一面坡”。

　　這樣惡劣的地形不僅讓大寨人在農業上難有發展，畝產不到200斤，甚至還得時常擔心溫飽。地處黃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緊張；可一旦趕上雨季數日暴雨，山洪暴發，全村頃刻之間就可淪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村支書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歷史上第一次如此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他們制定了“戰天斗地”的狂想性規劃。

　　他們想治溝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儲水，除了扁擔、鋤頭、鐵錘等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他們擁有的只有一雙雙布滿繭的手。為這個在一般人看來白日做夢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宋立英向記者回憶說：自從開始治溝平地，日后聞名全國的“冰碴飯”就成了大寨勞力們冬天的主餐。黃土高坡上的冬天非常寒冷，且晝短夜長，一到冬季，勞力們干起活來就得使出十二分的氣力，以確保按時完成治理計劃。爭分奪秒之下，大寨人決定由后勤把飯送到地里，以節省下勞力們來回村莊吃飯的途中時間。可山高路遠，滴水成冰，當后勤們把飯送到地里時，飯往往已經結了一層冰。干了半天活的勞力們早已饑腸餓肚，端起碗來就是一通狼吞虎咽，吃完不休息，繼續勞動。大面積的梯田逐漸一層一層地展現在大寨人的眼里。

　　十年后，大寨畝產猛增至700多斤，這得益于土地形狀和土地養分的改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認為，吃飽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們當時夜以繼日艱苦勞作的直接動力。“名呀利呀，這些東西腦子里通通沒有。就一個字——‘干’！”

　　1963順利完成災后重建

　　宋立英在大寨生活了80年，她親身經歷過的天災不勝枚舉，但沒有一次比得上1963年夏天的那場洪災。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長勢喜人，根據往常的經驗，等待村民們的將是一場大豐收。誰知，8月初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嘩啦”狂瀉了7天7夜。虎頭山的7條山溝濁浪滔滔，村民們眼睜睜地看著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壩，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畝土地中，有139畝梯田被沖為平地，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畝也幾近于絕收。洪水還毀掉了村民們的家。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塌了190間，63間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間。80戶人家，78戶無家可歸。

　　在之后的重建過程中，陳永貴三番四次鼓勵村民：“在這世間，‘人’是最寶貴的。遭了這么大的災，我們村沒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來也頂得住！”

　　雖說“人”是最寶貴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園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們開始四處尋找適合取石的山體。宋立英的丈夫賈進才帶領的分隊找到了大寨與金石坡村交界處的“石窩”。

　　石匠們都說這個石窩是“老虎吃天，沒法下口”，“要打開起碼要半年”。起初，賈進才和3個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擊破點，若能打開這個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們找來炸藥，整整9天過去了，那塊石壁上的石頭還是無動于衷。

　　大伙兒們并沒有氣餒，他們開始尋思“四兩撥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尋石過程中，賈進才們砸碎了兩把大錘，3根一米多長的鋼釬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個七八寸見長的鐵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農業學大寨”鋪開

　　“農業學大寨”學出“紅旗渠”，大寨一度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在這場艱苦的災后重建中，一位大寨少女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她叫郭鳳蓮。她和村里的少女們一道，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干勁和毅力，承擔起了和漢子們一樣繁重的體力勞動，村民們把這批少女稱為“鐵姑娘隊”。1964年，不滿18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匯報大寨事跡。毛澤東高興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同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竟然專門表揚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一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在全國鋪開。

　　經歷過“大躍進”的折騰和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如何提高“大鍋飯”制度下農民的積極性，已成為當時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瓶頸”。而大寨人卻憑著一股實干苦干精神，糧食連續10年增長。

　　在此后的歲月里，國家領導人紛至沓來，18位外國元首先后造訪，上千萬名國內參觀學習人員和25000多名外國游客接踵而來。大寨，不再僅僅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林縣人民通過學大寨，憑著一股“大寨精神”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驚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創造出了高產穩產的農田，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

　　而學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決于“學什么”和“怎么學”。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中，不乏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有的看見大寨糧食產量高，回鄉后就片面強調糧食增產，而置經濟作物于不顧；有的見大寨開山墾田，回鄉后不顧實際條件刻板模仿，結果嚴重破壞了林業資源；甚至有來自平原地帶的參觀者覺得大寨的梯田很壯觀，回鄉后想號召鄉親們模仿。

　　就這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以利弊交錯的態勢，在長達十四年的日子里影響著幾乎每一個中國村莊。1973年，年僅26歲的郭鳳蓮當選為大寨黨支部書記，從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