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幾場信息化戰爭的爆發，讓人們開始冷靜思考今日戰爭與昨日戰爭的顯著區別，其中的焦點問題是：現代戰爭對國家防務究竟意味著什么？有人說，現代戰爭實施遠程精確打擊，戰爭潛力、國防經濟布局和戰時防護的意義大幅下降，人民群眾支前參戰已成為永遠的歷史。還有人據此斷言：國防意義已經明顯下降，而軍事體系直接對抗的意義顯著上升。上述觀點涉及一個本源性問題：信息化戰爭究竟應該強化“國防”？還是強化“軍防”？這個問題涉及國防的實質和建設發展方向。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姜魯鳴教授7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上，就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問題進行了講解。這里，本欄主持人請他就這個問題發表看法。

　　現代國家對外防御功能與對內應對危機功能趨向融合

　　主持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現代國家安全是多種安全的統一的看法得到普遍認同，這種復合型國家安全結構，賦予國防怎樣的特征？

　　姜魯鳴：當前我國面臨的安全態勢極為復雜，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現實安全與潛在安全相互交織，國內安全問題與國際安全問題相互交織，軍事安全威脅與其他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國家戰略利益拓展與維護國家安全相互交織。這是由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引發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矛盾因子，在相對加速的發展進程中，在相互影響和滲透的國際交流中，被充分誘發和釋放出來，與各國特殊國情融為一體，形成各種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情形。這種復合型安全結構，將國家安全與發展壓合成為體現國家根本利益的“一塊整鋼”，國家對外防御功能與對內應對危機管理功能趨向融合，國防亦愈加具有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總體戰略特征。

　　主持人：那么，我們如何應對這種安全態勢？

　　姜魯鳴：我認為，首先要研究當代信息化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主持人：近幾場高技術戰爭，把信息化人民戰爭演繹得淋漓盡致。在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民眾運用網絡向北約指揮系統發送大量的空數據包和電子郵件，使其不能正常工作，創造了民眾實施信息網絡戰的成功戰例。

　　姜魯鳴：這深刻說明，信息化戰爭是現代化人民戰爭的最新載體，也為信息化網絡化人民戰爭提借了一個可資利用的全球化平臺。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網絡大國，第一手機大國和第一網民大國，網絡力量已達數億人次，至于信息網絡技術及相關專業人才更是數以百萬計。這些力量如果被充分動員組織起來，即可轉化為信息化人民戰爭的巨大力量。現代信息技術具有軍民兼容的“天性”，使戰爭正在超出軍人、軍隊、軍事范疇。

　　軍民兩用技術已成為發達國家軍事技術的主體

　　主持人：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人類經歷了以信息化、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技術革命。這次革命標志著軍民通用技術時代的到來。美國國防部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在2002年就提出,美國社會信息化程度已高于軍隊信息化程度，商業革命的發生先于軍事革命，要利用商業革命促進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

　　姜魯鳴：目前，軍民兩用技術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軍事技術的主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用高新技術企業已發展到8萬多家，產值超億元的有1500多家，在新材料、電子、信息等許多領域，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均超過了軍工企業。我們如果不從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全局高度謀劃國防建設，就會在新技術革命和軍事革命的浪潮中進一步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就不可能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現代化。因此，從國防技術基礎上看，當代軍事革命與商務革命的緊密結合，使國防更加具有國家體系對抗的屬性。

　　主持人：那么，當代國防動員的發展呈現出什么樣的趨勢？

　　姜魯鳴：現代國防動員有兩個趨勢：一是國防動員依賴國家整體實力的性質更為突出。信息化戰爭突發性強、資源需求復雜多樣，保障技術要求高，是典型的小打大備、小攻大防、小行動大保障。總體上看，單靠獨立的國防經濟部門已經難以支撐現代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信息化戰爭對國防動員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國防動員的作用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在信息化戰爭時代，只有實現國家層次的軍民融合，以整個經濟社會為依托，國防和軍隊建設才能獲得技術最先進、成本最經濟、來源最穩定和最有可持續性的物質力量，才能極大地提高體系對抗能力，為我國的改革、發展、穩定、統一和利益拓展提供強大支撐。二是國防動員與應急動員出現了兼容發展的趨勢。國防動員和應急動員在建設目的、發展要求、力量保障等方面是大致相同的，兩大體系的兼容互補是最合理、最經濟的選擇。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家在應戰應急動員體系結合的道路上已經邁出了堅實步伐。這對提升我國動員的戰略層次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構建應戰應急一體化的國防動員體系，才能有效促進應戰應急建設與管理的融合，逐步形成應對“大公共危機”的局面，把應對災害事故、社會安全突發事件等與應對戰爭通盤考慮，實現平、災、戰三種機制的靈活轉變，確保國家的安全、穩定和發展。

　　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實現軍民融合式發展

　　主持人：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信息化戰爭時代，提升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體系對抗能力，是實現國防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核心和實質。信息化戰爭本質上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體系對抗，而不僅僅是兩大軍事體系的對抗。這種新的體系對抗，主要表現為國家綜合國力、國防發展理念、軍民融合程度、國防體制機制整合力之間的較量和對抗。因此，在信息化戰爭條件下，要大大強化而不是弱化國防的理念。

　　姜魯鳴：這種體系對抗，雖然并非始自今日，但在信息化戰爭條件下卻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從國家軍事體系對抗到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體系對抗，深刻反映了由機械化戰爭到信息化戰爭對抗形態的變化。

　　主持人：要適應這一根本變化，需要我們進行怎樣的調整和轉變？

　　姜魯鳴：我認為，首先是要牢牢確立安全與發展相統一的新觀念，徹底摒棄那種軍民分離、自成體系的傳統思維定勢，牢固確立安全與發展相統一的戰略全局觀和大國防觀。其次是要建立促進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現代制度平臺。為此，必須在戰略目標、資源配置、運行機制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體系。第三是要繼續夯實國家整體實力基礎。

　　主持人：今天，我國已成為第三經濟總量大國，但人均產值卻在世界百名前后長期徘徊。從經濟總量大國到人均產值大國，再到綜合國力的強國，我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決定了提高我國國家體系對抗能力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姜魯鳴：對這一過程的長期性我們應有充分估計。我們如果不能始終把經濟建設作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中心任務，就會犯歷史性錯誤。正因為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受了那么多欺侮，所以才更加需要力戒緊追急趕的民族浮躁心態，在富國強軍問題上一定要比別的民族想得更深、更遠、更根本，否則，我們所實現的只能是“曇花一現”式的富國強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1世紀上半期是鑄造我國國防建設全新的物質技術基礎的關鍵時期，國民經濟發展將從經濟總量、技術基礎、體制基礎三個方面對國防經濟后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顯然，要從根本上提升國家體系對抗的能力，使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獲得源源不斷的優質資源，前提條件是扎扎實實地謀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面發展，確保國家經濟實力提升過程的延續性。

　　主持人：用現代國防經濟發展的標準看，目前我國國防建設體系和經濟建設體系在總體上還是“兩張皮”，還處在軍民分割、自成體系的狀態，國防建設總體上還是在經濟建設的“體外循環”。

　　姜魯鳴：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在更廣范圍內，由主要在武器裝備研制、軍隊人才培養、軍隊保障和國防動員等重點領域的軍民融合，向全要素全方位融合拓展；在更高層次上，即在國家戰略層次上實現融合發展；在更深程度上，由體系結合向系統融合轉變，實現深層次的體制機制上的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