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聞：成都無證醉駕男子被判死刑案二審改判無期

　　“孫偉銘醉駕案”的二審結果昨日公布。四川省高院在定罪部分維持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在量刑部分則將一審判處的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在二審宣判之后，最高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孫偉銘案二審判決作出解釋，并表示“要統一規范對醉駕案件的定罪和量刑”。

　　如今，經過大量的普法性報道，人們開始明白：決定醉駕者罪責的，關鍵在于主觀上是過失(交通肇事罪)還是故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就是說，駕車人究竟是希望避免結果，還是放任結果發生？

　　可是，“心理”這種東西是最隱蔽的，法官不是神，他能查明外部客觀事實，卻無法看清一個人的內心。所有的被告人無疑都會為自己做罪輕辯護，說自己是過失；而法官也不能僅僅由于后果嚴重，就推定被告是故意。在故意與過失之間，在判決結果的生死懸殊之間，醉酒駕車給司法者出了一道難題。

　　過去很多年，人們傾向于認為，醉駕撞人對雙方都是不幸的，因為任何一個正常的司機都會努力追求平安，避免事故，酒后肇事最多就是過失，即使喝酒了也不會故意撞人。因此，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對什么是“故意”，嚴格按照兩個并重的條件：一是其對醉駕的危害性有“認識”，同時還要其對“結果發生”有“意志”，認為醉駕者雖然有“認識”，但大都缺乏“意志”，對類似案件一般都按過失的交通肇事罪處理。在這一階段，刑法理論、法院的裁判與社會民意基本上是合拍的。

　　不過，近年來社會發生了悄然變化。一方面，隨著某些特權行為的曝光，民眾對不公平現象產生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傳媒影響力擴大，也使得民眾對駕車肇事等事件的表達有了順暢的管道。有了表達，才可能上升為理性的檢討。杭州的“胡斌案”就如同一道溝渠，將社會觀念的變化集中引流到交通肇事問題上來。從一開始憤恨“富二代”開豪車撞人，逐漸發展為譴責所有醉駕者無視他人平安，從對個案的質疑，延伸到對一般性權利的捍衛。面對這種變化，司法機關不能無動于衷。

　　最高院的新聞發布會提出，“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個一般性指導規則的出臺，形式上雖然仍強調“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但實際上已經從以往的“認識”與“意志”并重，轉變為側重“認識”的部分，即只要醉駕肇事者能夠認識到駕車沖撞的危害性，就足以推定其有放任危害后果發生的“意志”，從而構成“故意犯”。

　　有了這樣的轉變，進而將一部分交通肇事罪的案件納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這是最高法院積極回應社會呼聲，在法律適用中充分考慮公共政策的結果。這種根據犯罪形勢而重新調整“故意犯”的要素結構和認定重心的做法，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德國、日本等國的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就已經出現了。

　　在量刑方面，孫偉銘案二審改判為無期徒刑，顯然也是符合近年來死刑復核案件中越來越明顯的政策傾向。孫偉銘案具備了“間接故意”、“悔罪態度好”、“積極賠償”以及“獲得被害方諒解”等情節，四川高院二審改判孫偉銘無期徒刑，可謂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