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次矛盾不解決，“民工荒”將成常態

　　武欣中

　　在東莞采訪“民工荒”時，一家港資企業的負責人講了一個真實故事：

　　這家在當地頗有名氣的企業，生產高峰時雇有6000名員工，福利待遇也頗具競爭力。受金融風暴影響，去年年底，該廠訂單一度銳減7成。危機來臨，港方老板沒有裁員，而是希望能與員工一起共克時艱：沒活可干的工人照樣會領到工資。

　　令老板始料未及的是，員工們對這番好意并不領情，很多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員工因加班減少而辭職，還有幾個車間的工人甚至組織了罷工，要求廠子恢復加班，這讓老板很為難——沒有訂單，加什么班？

　　勞資雙方的矛盾于是激化，直至驚動了勞動監察部門。一番調查后，勞動監察部門認定廠方沒有違法行為，卻發現平時員工工資待遇高是因為加班時間過多，最終的處理意見是，該廠今后要對加班過多的問題予以改正。

　　本來工人是因為不能加班而與資方產生矛盾的，但最后的處理結果卻是勒令廠方減少加班時間，看似荒謬，卻正是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

　　對高度依賴外源經濟和加工貿易的珠三角地區來說，經濟高速增長的光環曾一度遮蔽了勞資間的諸多矛盾：

　　首先，農民工的薪酬待遇過低，生產環境惡劣。以東莞為例，目前該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僅為770元，這一標準低于周邊的廣州、深圳，也低于長三角地區的一些城市。很多工廠以此作為薪資底線，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長時間的加班來賺取。縱向看，員工福利待遇的增長水平遠低于當地經濟發展和企業盈利的增長水平。

　　其次，對農民工的待遇不平等。作為外來者，民工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他們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人應有的子女入托、入學、住房、養老、醫療等方面的保障，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與城市之間的鴻溝始終無法彌合；對城市而言，他們更像是匆匆的過客。而且，農民工維權的渠道和手段嚴重不足，更無法謀求與資方溝通和平等對話的地位，這也增加了農民工務工的風險和成本。

　　于是，當金融風暴襲來，外需受到抑制、企業盈利下降時，農民工生存之艱辛開始集中顯現。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次原因是，珠三角地區目前依然高度依賴以低廉人工成本獲取國際競爭優勢的增長方式。在這種增長方式的脅迫下，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必然導致對農民工生存狀況和權益保護的淡漠。因此，當金融危機降臨，首先受到傷害的就是農民工，當受到的傷害大于收益預期時，他們就會毅然選擇離開，流向更適合他們生存的地方。

　　據有關部門調查，金融風暴發生后，農民工就業趨向正悄悄發生變化：一是集中輸入地由以珠三角地區為主轉為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同步聚集；二是吸納農民工就業較多的企業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拉動內需型轉移；三是就業形式由轉移就業向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就地創業轉變。

　　眼下，在珠三角地區，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轉變。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整體經濟恢復的雙重壓力，這一輪民工荒的出現，也許會促使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和企業更深刻地反思在以往發展中積累的弊端，積極催生善待農民工的各項政策出臺，唯有如此，珠三角才有可能重新成為農民工流入的“洼地”。否則，“民工荒”在這里將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