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近年來發生的諸多腐敗大案來看，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中“身邊人”參與作案，已經成為當前腐敗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那領導干部身邊都有哪些人？他們會對其身邊的領導干部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們在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里怎樣影響著官員的政治前途和命運？公眾對“身邊人”的看法客觀嗎？帶著這些問題，人民論壇將推出系列專題，敬請關注。

　　這些年來，隨著我國腐敗的蔓延和反腐敗的不斷深入，領導干部“身邊人”成了社會上一個比較特殊、敏感的群體。這個群體之所以特殊或敏感，當然主要是以其共同腐敗或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現象所決定的。具體地說，則是以共同腐敗或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風險的高低來分級的。

　　“身邊人”群體的構成與類型

　　基于近些年來大量的實際腐敗案例，領導干部“身邊人”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一是，借由政府內工作關系而構成的“身邊人”群體，主要包括秘書、上下級、同僚、同事、司機等，其中尤以秘書、上下級、司機三部分人腐敗或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風險最高。

　　二是，借由親屬關系而構成的“身邊人”群體，主要是近親屬，包括配偶、子女(及配偶)、父母(及岳父母或公婆)、兄弟姐妹；也可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主要是前一類，可以稱之為“核心近親屬”，其中，尤其以配偶、子女(及配偶)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風險最高。

　　三是，借由正常的社會交往而構成的“身邊人”群體，包括同學、同鄉、戰友、老同事以及各式朋友。總的來說，這個群體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風險比前兩類要小。

　　四是，借由新社會交往而構成的“身邊人”群體，例如情人、商界的朋友或“鐵哥們”等。這個群體，特別是情人，為我國的法律、正式規定以及社會道德規范所禁止或反對，因此，很難被劃歸到正常的社會關系中，例如歸入朋友一類。但是，情人介入領導干部腐敗的風險卻是很高的，甚至高過第一、二類“身邊人”。在腐敗的領導干部中，越來越多的人為情所困，個別情況之下情人甚至成為他們腐敗的最大誘因。

　　陳良宇(秘書等)、陳希同(秘書、兒子)、成克杰(情人)、劉方仁(兒媳)、王懷忠(配偶)、程維高(兩任秘書)、馬向東(配偶)、畢玉璽(配偶、兒子)、鄭道訪(配偶、兒子)等等，都有上述不同的“身邊人”共同腐敗或介入腐敗的情形，發人深思。

　　為何成為一個“特殊群體”

　　大致來看，原因不外乎腐敗和反腐敗兩個方面。在腐敗方面，主要是我國在進入到轉型階段之后，就進入到一個腐敗“易發多發”時期。特殊的經濟發展階段、復雜的體制、機制轉型以及社會價值觀念變遷，導致腐敗不斷發展和蔓延。這就為腐敗群體或者介入腐敗群體的擴大創造了根本條件。在反腐敗方面，首先是我國黨和政府持續地、不斷地加大反腐敗力度，其次也是由于具體的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導致領導干部的“身邊人”群體成為一個日益凸顯的特殊群體。

　　我國具有反腐敗(主要是指懲處腐敗)功能的法律法規，主要是《刑法》和《黨紀處分條例》，都主要把腐敗違法亂紀行為的主體，特別是賄賂型腐敗的主體尤其是受賄主體限定于國家公職人員或領導干部。實際執法、執紀中更進一步地加重了這個傾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規避腐敗風險，無論是領導干部群體(主要是賄賂型腐敗中的受賄人)，還是企圖開發、利用腐敗機會以謀取私利的非領導干部群體(主要是賄賂型腐敗中的行賄人，以下簡稱為行賄人群體)，都在努力開發或尋找腐敗中介。大有潛力、大有市場的腐敗中介需要同時得到領導干部和行賄人兩個群體的滿意，通俗地說，就是兩個巴掌才能拍響。

　　領導干部的滿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起到規避腐敗風險的作用，即可以把腐敗目標從自己身上轉移開去；二是腐敗的“肥水”不能流入“外人田”。所以，有腐敗動機和腐敗可能的領導干部在進行腐敗行為時，就要找上述的“身邊人”作為目標中介了。凡是不屬于這樣的“身邊人”，不僅會導致腐敗的“肥水”流入“外人田”，還會增大腐敗行為被暴露的風險。所以，對于領導干部來說，最愿意找的中介必須是最近的人、可靠的人和信得過的人。秘書、上下級、司機有利害休戚之關系；配偶、子女(及配偶)有血緣或家庭的天然紐帶；情人有特殊需要的連接。所以，就構成了各類“身邊人”中的主導部分，也就是中介人選擇的主要目標對象。行賄人的滿意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賄中介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即能夠取得近似于直接行賄領導干部的效果。為此，中介和領導干部之間的關系要盡可能地靠近和直接，只有這樣，一是腐敗攻關效率才高，中介的損失才會盡可能地小；二是，腐敗行為暴露的風險要盡可能地低。行賄或腐敗攻關的最終對象當然是手握重權的領導干部本人，中介就是中介，倘若攻關效應傳遞不到最終目標，或者說信號損失太大，就失去了意義。如果不是領導干部身邊的人，攻關可能就使不上力了，投入可能“打水漂”，精明的行賄者是不會選擇這樣的中介對象的。也只有符合這樣條件的領導干部“身邊人”，才滿足保密和安全的要求。在不斷的腐敗行為實踐選擇或“磨合”中，最后就“造就”了上述所說的領導干部“身邊人”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

　　從最近這些年賄賂犯罪的發展趨勢來看，特別是受賄罪的直接主體越來越多的是領導干部身邊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在修訂中的《刑法修正案(七)》把領導干部“身邊人”納入腐敗犯罪主體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國的賄賂型腐敗犯罪中的受賄主體早就不局限于領導干部了，政府應當快速回應腐敗犯罪發展的趨勢，盡快修訂法律、完善制度。其實，作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簽約國，我們可以更為徹底地援引公約的現成條款規定，加快法律修訂步伐。當然，從問題的實質來看，握有公權力的領導干部和行賄人是腐敗犯罪的關鍵。所以，打擊腐敗中介是必要的，但絕不能減輕甚至替代對于賄賂腐敗直接雙方的懲罰。對于行賄者來說，行賄中介人群應當視同行賄國家工作人員；對于領導干部來說，放縱、指使“身邊人”作為中介受賄，也應當同時視為領導干部本人受賄。只有這樣，法律法規才能揭示腐敗犯罪的本質、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也才能更好地起到遏制腐敗犯罪的目的。

　　行賄者、貪官、百姓眼中的“身邊人”

　　從各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分別觀察一下領導干部“身邊人”。在行賄者眼中，他們是賄賂腐敗或權力尋租的中介或樞紐，是撬動權力堡壘的神奇杠桿。在一些有腐敗動機的領導干部心中，他們是“自己人”、“親信”甚至“心腹”，漠視、縱容甚至培植這個群體，搞自己不便、不能、不敢直接參與的腐敗交易。在這個群體本身，也確有一些人自視為領導干部的“自己人”，飛揚跋扈，大肆利用領導權勢牟取私利，但也需要辯證的看待，畢竟不能讓個別現象掩蓋大多數盡忠職守、清正廉明的“身邊人”形象。

　　無論是個別腐敗的領導干部、行賄者還是個別腐敗領導干部“身邊人”，本質上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共同分享著腐敗交易的盛宴。自然，他們的局外人，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是這種交易的受害者。因此，在百姓眼中，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這樣的案例報道多了之后，但凡有領導干部“身邊人”出事，老百姓都會自然而然地從中窺察到他們所依附的領導干部的真面目。兩任秘書吳慶五、李真違法腐敗的背后必然有一個腐敗的程維高；秘書秦裕及一批親屬、親信的腐敗必然揭露出陳良宇的嚴重腐敗問題。當然，領導干部不良“身邊人”群體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只有這些人是害群之馬，是污染了一鍋湯的老鼠。他們固然是害群之馬或過街老鼠，但要治理這種腐敗，卻不能眼睛只盯住領導干部“身邊人”，而必須分清主次，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系統地來予以治理。

　　(作者為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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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齋志異》里有則故事，講的是鄒平縣令李匡九，為官清廉又明察，但手下的小吏、門房都受賄，他卻蒙在鼓里。有一次，一個富翁被別人誣告，便去求縣衙的門房想法子。門房說：“李縣令要你送二百兩銀子來，包你沒事。”那富翁急忙拿來一百兩銀子。門房又說：“一百兩只是個半數，只怕縣令不會答應。”于是門房把富翁引到堂下，自己去見縣令。他知道李匡九正在戒煙，就對他說：“您要煙不？”李縣令搖了搖頭。于是門房走出來，對富翁說：“如何？縣令嫌一百兩太少，搖頭不答應！”富翁又拿來一百兩銀子給門房。后來，李匡九秉公辦案，判富翁無罪。富翁以為是他的二百兩銀子生了效。后人用“由你官清如水，難逃吏滑如油”的諺語來戲謔他。(來源：《人民論壇》 任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