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私家車車主張先生因為動了惻隱之心去救助路邊的行人，不料此舉竟然引來了“非法營運”的橫禍。張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動了惻隱之心而搭其上路，結果張按其要求停車時，“搭客”拔了他的鑰匙，車外七八個身著制服的人將張拖出車外，還被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駕駛證和行駛證。對方告訴張，他們是城市交通執法大隊的，要他交錢才能拿回車，在各種壓力下，最后張交了1萬元才取回車。

　　這種“執法”真讓人匪夷所思！近年來，執法部門“釣魚”讓普通公民成為“違法者”而進行處罰的案件并不少見，上海甚至發生過司機殺死“釣子”的事。盡管執法者找出了諸多的理由，甚至出示當事人的“違法證據”以示執法的正當性，卻掩蓋不了類似執法在實質和程序上的違法性，以及這種執法手段背后的利益驅動。回顧一下類似“釣魚”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就會發現，在“魚鉤”上晃蕩著的，除了當事人，還有更大的“魚”——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們的善良之心。

　　從違法執法行為的動機上來看，行政執法機構的違法執法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了遏制部分違法行為的泛濫趨勢而采取的過激方式；一種是為了某種利益而進行的理性選擇。第一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很遺憾，目前各地所暴露出的違法執法行為，基本上屬于第二種類型。也就是說，執法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為與自身利益有關，并可能為此進行相應的理性策劃。

　　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執法”，應當是源于刑事偵查中的“設套抓捕”，即在掌握一定證據的同時，為了抓獲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過“誘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網。“誘捕”有著嚴格的控制要求，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誘捕對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經掌握其部分證據；第三，誘捕時的事實不作為犯罪證據。但刑偵中的設套，是為了抓住已有犯罪嫌疑之行為人，而所設之套本身，也不能成為證據。但是，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卻是引誘守法公民“違法”，并把所設之套作為定性的證據。這種取證的方式本身顯然就是違法的，更別提背后那種骯臟的目的。

　　這些違法執法行為，目前正成為建設法治社會的一個危險的毒瘤，慢慢地侵蝕著社會內部的機能，打擊人們邁向現代法治社會的信心。當一個執法部門為了私利而“執法”時，特別是引誘守法者“違法”時，社會對法律就會產生強烈的質疑。在守法與違法的困惑之中，公眾就可能會模糊了守法與違法之間的界限。而這種“釣魚執法”的危害還不止于此，當“釣魚”成為常態，社會的信任危機也自然會加重，互助友愛的美德將在“釣魚”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過程中，執法者的行為備受公眾關注，也最有可能影響公眾的法治觀念。執法者嚴格、公正的執法行為，所樹立起的不僅是執法者的權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權威和形象。而執法者以“釣魚”這樣的非法行為執法，所影響的也不僅僅是其部門形象，更影響了法律的形象，動搖了人們心中的法治觀念，讓人覺得法律不過是一些人獲取利益的工具而已。更惡劣的是，行政執法中的“釣魚”行為，往往是利用了人們的善良之心，以“道德”作為賭注進行的，如果說違法執法打擊的是人們的法治之心的話，這種行為更是對社會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擊。

　　執法者的“釣魚”，守法者固然是那條魚，法律、道德也同樣是那條魚。張先生的一段話，已經比較準確地道出了這一后果：“我錯了，我不該有同情心，不該三十多了還這么天真，不小心就帶來不認識的人，我一介P民還想和雷鋒同志叫板。”（廖德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