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破解“執行難”，最高法院擬出臺一項司法解釋，對拒不執行法院生效法律文書的“老賴”，將采取“限制高消費”的嚴厲措施。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曾采取過類似措施。這次上升到出臺司法解釋的層面，可見最高法院破解“執行難”的決心和力度。但是，哪些屬于“高消費”？怎樣監督“高消費”？“高消費”又會面臨什么處罰？……考慮到此舉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社會影響力，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按照常識，法院裁決了，敗訴的一方應該主動履行法律義務。但現實是，生效的法律文書往往形同一紙空文，敗訴的一方往往賴賬不還，根本不把法院判決當回事。法院執行起來那是相當的難，敗訴了的一旦成了“老賴”，那就成了爺，勝訴的奈何不得，法院也無可作為。可以說，“老賴”不除，不僅無法構建和諧的信用社會，也使法律的嚴肅性受到了挑戰。

　　治“老賴”，以往有過曝光、監控、限制等一系列舉措，可惜收效甚微。此番最高法擬對“老賴”實施“限制高消費”的嚴厲措施，法治決心和善意都可圈可點。不過，正如諸多法學專家所擔心的那樣，現在連“高消費”的定位都還是一團混沌，又怎么去限制？而且，即使明確了什么是“高消費”，又如何去監督“老賴”的“高消費”？反過來假設，要是這些“老賴”都不“高消費”了，欠的債又該怎么辦？

　　這些“問號”不能釋疑解惑，限制“高消費”就變成了一句空話。就連最高法院執行局局長俞靈雨也認為：“由于財產登記等一些制度還沒有建立健全，因此限制高消費一定意義上是宣示性的。”

　　對法院而言，治理“老賴”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執行來確保法律的嚴肅和威嚴。如果“老賴”們無法做到自覺履行法律義務，法院可以采取強制執行的方式予以解決。其實公眾心知肚明，如果法院真有執行的決心，將執行進行到底，“老賴”們一個都賴不掉。但一些法院往往重的是審判的程序和結果，并不重后續的執行。宣判后的事情，并不太熱心去管去問。須知，對我們這樣一個行進中的法治國家而言，由于缺乏成熟的社會信用機制的支持，法院執行比法院判決還要重要。而恰恰是在執行環節，法院的力道相對孱弱，這才是“老賴”盛行的主因。

　　正本方能清源。在我看來，治“老賴”的宏觀舉措在于涵養全社會的法治素養和信用意識，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治理“老賴”的現實之策，就是各級法院改變重審判輕執行的機制弊端，強化執行力度。否則，如果機制不更新，用一些華而不實的措施去治“老賴”，終究是隔靴搔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