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是中國人口問題的戰略思考點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琳

　　1954年9月，作家馬烽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短篇小說《韓梅梅》。小說講述了韓梅梅在縣中學考試落了榜，受到家人數落。合作社缺少有文化的人，十分歡迎她回鄉務農。社長想讓她當管理員，她卻主動承擔了喂豬的工作，不怕臟臭，科學養豬，豬養得又肥又壯。秋后農業社結算，梅梅掙了70多個勞動日的工分，分到一千多斤糧食，還被選為生產模范，派到縣國營農場去受訓，家人也對她轉變了看法。一時間，“知識分子回鄉養豬”的話題街傳巷議。

　　以21世紀中國的衡量標準，高小畢業的韓梅梅怎么也不可能被稱為“知識分子”。但在建國前中國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適齡兒童小學入學率還不足20%的背景下，這一切順理成章，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人口素質的巨大提升。

　　經過60年對國民教育的持續投入，中國已經從人口大國，轉變為現代語境下的人力資源大國，并向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邁進。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飛猛進，與同時期獨特的人口紅利緊密相關。然而，即便是站在人口紅利高峰期，中國已經意識到了人口素質、人口結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如何延續人口紅利，使經濟社會發展獲得持續不斷的原動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命題之一。

　　誰是知識分子

　　將韓梅梅的故事放到今天講述，別有一番意味。60年來，知識分子內涵和外延的嬗變，反映出中國人口素質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有“4個500萬”的說法。即現代產業工人500萬、中國人民解放軍500萬、各級黨政干部500萬、知識分子500萬。在500萬知識分子中，“高級知識分子”即教授、名作家、科學家、工程師、名醫等，不到10萬人。

　　到20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為了便于實際工作，曾為界定知識分子提出過三條標準：一是具有中專以上學歷的國家干部，如行政管理人員、經濟工作人員等；二是有技術職稱者，如高校教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新聞出版人員、醫務人員等；三是中小學公辦教師。1985年，為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中共中央組織部又重申了這三條標準。社會上老百姓一般把上述三類人，看作是“知識分子”。

　　“但當時的所謂知識分子，只是小知識分子的概念。他們僅僅具備了讀寫算等基本的知識素質。”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王通訊說。為提高國民教育素質，我國投入了大量的經費和精力，使國民平均教育水平在60年中大幅提高。隨著社會的前進，對知識分子的衡量標準也提高了。

　　“知識分子是中國特有的名稱，這個群體隨著中國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迅速擴充。1982年人口普查時，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4%，而2007年底這一數據已經變為了6.2%。”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原所長陸學藝回憶說，20年前他當所長時，單位的博士生鳳毛麟角，而現在進入國家211高校的求職者，沒有博士學位根本不可能了。

　　這位1957年考入北大的老社會學者說，當年全國大學招生只有10.7萬人，而2009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610萬人。今昔對比令人感嘆。

　　1998年，我國高等學校開始擴大招生，大學(本科和大專)畢業生人數也隨之逐年攀升：2001年為115萬名，2004年250萬名，2005年338萬，2008年532萬，直至達到2009年的空前高峰。

　　如今“大學畢業”早已成為全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認同標志。而日益擴大的考研大軍，也證明中國人對于“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認定標準仍在不斷提高。

　　向人力資源強國跨越

　　中國有超過13億的人口，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全球矚目。這與我國人口素質的提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改革開放正好與我國人口轉變的特定時期相重合。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且不斷增長，這是經濟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說。30年來，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高，在保證經濟增長所需的充足勞動力供給的同時，也意味著人口負擔輕、經濟剩余多，從而有利于達到和維持較高的儲蓄率，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在未來5～6年仍會持續升高，在未來15～20年時間內，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仍將存在。”張車偉說，“從人口問題角度來看，這種結構特點是我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優勢。”

　　然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所帶來的發展優勢，不能掩蓋我國人口素質和人口結構方面的種種問題。近年來凸顯的技工荒、大學生就業難就是個中表象。

　　中國社科院在今年9月8日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目前我國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達到95%以上，青壯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1%。但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遠遠低于發達國家。2005年，美國該指標為13.63年，日本為12.9年，比我國(8.7年)高出5年左右。

　　“即使是我國近年來迅速提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1%)，也與發達國家50%以上的水平相差較遠。”張車偉說。

　　從人才結構上來看，結構性短缺成為目前困擾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一邊是擁有先進技術、實際動手能力強的高技能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以博士的月薪虛位以待；另一邊是高層次復合型人才短缺，企業難覓領軍人物。同時，每年上百萬的大學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高層次人才短缺，戰略性人才短缺，復合型人才短缺，外向型人才短缺，是至關重要的四大人才短缺。”王通訊說。

　　2005年，國際知名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發布研究報告稱，中國大學畢業生中只有10%左右具備在外企工作的技能。欠缺應用技能、英語水平較差，是主要原因。本土高素質人才短缺，對跨國公司以及向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產生嚴重影響。

　　“目前我國仍然處于國際產業鏈的末端，人力資源所產生的利潤低。謀求產業結構升級對人力資源儲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需要更多能夠將知識、能力和創新凝聚于產品之中的人才。”張車偉說。

　　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眾望所歸。2003年12月，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基礎上開始實施人才強國戰略。2007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跨越的號角由此吹響。

　　怎樣延續人口紅利

　　在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中，發揮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大的人口優勢，規避和調整人口素質和結構問題帶來的發展短板，是從人口數量、素質、結構等多個方面延續和擴展我國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今天的教育培訓是明天的人口紅利。直到今天，上世紀50年代來自馬寅初的“人口論”與高層回應的“人手論”之爭仍然引人頻頻回顧。在進入21世紀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今時代，“人腦論”成為一種跳出傳統爭論，另辟視野的人力資源理論。

　　“我們看重‘人腦’，因為它能以一當十，創造出N個人的勞動價值。”王通訊說，“人才的開發價值無窮無盡，人力資源的潛能沒有止境。與物質資源相比，人力資源是一種越用越多、越用越好、可持續轉化的優質資源。”而挖掘人力資源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教育和培訓。

　　上述麥肯錫所公布的報告還指出，許多中國大學采用偏重理論、依賴書本教材和導師傳授的教育模式。以工程類大學畢業生為例，中國學生很少有項目實踐和團隊合作的機會，因此缺乏在跨國企業工作所需的應用和團隊協作技能。報告建議，加強大學教育與行業需求的緊密結合。

　　“大學的專業設置要從市場需求出發，而不是單從學校的角度出發，應該反過來調節。這個問題自從大學生就業難出現伊始就開始提出，而直至現在仍然收效甚微。”王通訊說，“人才生產的機器在不斷運轉，不進行及時調整，很多人注定要面臨沒有銷路的窘境，產生‘越來越’的趨勢，因此人才生產部門也就是高校，應該有一個長遠規劃。”

　　受近年來生育率下降的影響，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小學階段在校生規模將出現下降趨勢，初中階段在校生規模也將在相當程度上出現類似的下降趨勢。因此專家還提出，未來一段時期內，在穩定九年義務教育成果基礎上，我國教育發展的重點應逐步“雙向延伸”——向學前教育與高中、高等教育傾斜。

　　“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范疇，我們現在就應該開始考慮了。這也是我國跨越‘小知識分子’階段、為未來儲備人才的客觀需要。”張車偉說。

　　近年來，另一個人口結構問題熱度迅速升溫。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07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8.1%，且人口老齡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

　　計劃生育政策實行近30年來，我國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我們享有的人口紅利不是沒有代價的。現在來看最明顯的就是，我國已經成為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張車偉說，此時如果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積累大量財富，用以應對老齡化社會，那么將會陷入更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