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政策

　　“逃港”不斷發生，終于令邊境封鎖的政策開始松動。

　　1961年開始，寶安縣開始放寬邊境管理，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提高農民收入，遏制逃港潮。農民一個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帶回5塊錢的東西，一次可以帶5斤重的物品回來。

　　1961年至1963年，從香港過境來的旅客明顯增多，“大部分都是帶著糧食來救命的”。時任羅湖海關檢查員的朱自然說，自然災害那幾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帶著成袋的面包、大米回來接濟親戚。

　　那幾年，寶安人到香港不需要縣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寫個簡單申請，蓋大隊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時在完成國家任務后，多數群眾都可以名正言順地拿自己生產的產品到香港去賣，從香港換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視為走私的物資都可以公開出口了。

　　到1963年初，廣東省委全面開展打擊“投機倒把”運動，羅湖橋上的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開放，那已經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研究人員詹延欽通過翻閱大量原始檔案，并采訪原寶安縣委的老領導，披露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當年的開放與今天明顯不同，那是基層政權為解決群眾溫飽而進行的大膽創新。”詹延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一車兩面”

　　1968年，初中畢業的陳煥參軍后被調入羅湖口岸負責拍照，特殊的崗位讓他見到許多不為人知的逃港命運。

　　建國后，每天都有列車經過羅湖橋往香港運送蔬菜和鮮活禽蛋，列車到達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結。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為掩護摸上暫停的專列貨車，甚至藏在列車水箱中冒險隨車進入香港。經常有人被火車擠死，許多是外地人，連身份證明都沒有。

　　發現逃港者死亡，邊檢部隊就會請陳煥去拍照取證，鏡頭里的慘象經常讓陳煥唏噓不已。

　　“都是窮怕了。”陳煥說，沒有及時發現的尸體運過河后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離羅湖橋不遠的江背嶺上，還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陳煥記憶深刻的不僅有逃港者，還有羅湖橋上的文革旋風。“文革時期就連過關的旅客也強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語錄，方準出入境。”

　　來往廣州至九龍的火車則每天都要“變臉”。從香港過羅湖橋，紅衛兵便涌上車去，在火車前前后后掛上毛澤東畫像，貼滿大字標語。火車回到香港境內，香港工人便開始忙著洗刷標語，第二日開往內地又復如故，猶如“一車兩面”，橋頭橋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紅衛兵呼吁批判資本主義，內地紅衛兵擁到羅湖橋上聲援，并一度聲稱要沖過羅湖橋，趕走殖民主義當局。

　　“很多試圖逃港的人也夾在中間，海關和邊檢的人全部集中起來，幾十人手挽手，在羅湖橋頭組成三道圍墻。連續對峙了好幾天，終于將沖關的人擋了回去。”陳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