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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于外交護照和公務護照的“寬松”，建國60年來，因私護照的申領，經歷了極為封閉到自由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本刊記者/楊中旭

　　1950年10月11日，陳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條小船，經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個鐘頭的工夫，從豎磅縣來到緬甸首都仰光，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而來。

　　大使館領事部的官員開始提問，第一個問題是姓名。妹妹脫口而出：陳瑞珠——她打小就聽見大家這樣叫她，渾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實叫水珠。

　　可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難倒了她。領事部官員問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陳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覷，這個可是父母從來沒有告訴過的。姐妹倆對領事部官員說聲抱歉，攜手走出門外商量。妹妹對姐姐說：我媽說我十七歲。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說，還有月份呢。姐姐說：編一個吧。

　　回到房間，給出“答案”，領事部官員隨即拿出一本藍布封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翻開第一頁，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欄里自上而下寫下“陳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欄里寫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后貼上黑白照片，蓋上鋼印，并在第二頁上填好入境事由，加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之印”以后，請持照人“陳瑞珠”簽名，新中國第一版護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號宣告生效。

　　陳水珠未曾料到，這一去，就再難回到生她養她的緬甸，甚至在幾經政治運動之后，返鄉探親的念頭也已泯滅。她更不曾想到，她會在暮年自由出入國境。

　　噤若寒蟬

　　收拾了行囊，“陳瑞珠”踏上歸國的路程。頭一次穿越國境，她心里并沒有底，不知道過境時會發生什么。除了護照，她還帶上了邊民證。

　　過境的時候，她只出示了邊民證，順利過關。59年之后，陳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當年的這本護照，翻開后面的簽證頁，笑言：你看，這里一個章都沒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李愛萍的說法：“陳瑞珠”的護照目的地是 “中國”。這是那一時期護照的特征，一般只有一個目的地。“如果換目的地國家，就得重新申辦護照。”李愛萍說。

　　“陳瑞珠”的護照一年之后到期，新中國的第二版護照也已出爐，但她沒有提出申請。她回來了就不打算再回去——盡管長輩和她講，大陸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陳長淦和她一樣，在青年時期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啟蒙，建設新中國是兩個年輕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國第三版護照推出，封皮從藍色換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時，肅反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歸僑和僑眷多有受牽連者。

　　1957年，“反右”運動風行全國，歸僑又一次受創。此時的陳長淦和陳水珠已歸國日久，雖然內心思念遠在海外的親人，卻已連申辦護照的念頭都已不敢有。歸僑都彼此提醒，別惹禍上身。如果因為申領護照而被扣上“對社會主義產生動搖情緒”“向往資產階級腐朽生活”這些帽子，是歸僑們無法承受之重。如果運氣壞的話，說不定還會再戴上一頂“右派”的帽子。

　　這種對護照噤若寒蟬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72年。

　　據李愛萍回憶，這一時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數只有區區幾十人，幾乎全部為歸僑，“上面嚴格控制人數”。這并不難理解，普通百姓一來沒有海外關系，二來沒有經濟能力，對護照的欲望幾近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被授權查閱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的一份歷史檔案(非保密文件)時，發現中央部委曾經有過嚴格的規定。

　　1964年9月25日，中僑委(中央人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和公安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審批國慶回國觀光華僑攜帶其子女出國問題的緊急通知》曾有規定：對于大學畢業生或大學在校學生，家長要求攜帶出國的，不要輕易批準；學絕密專業的一個不放，學機密專業的，原則上也不放；對確有正當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經中央主管部門同意后，可以個別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