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后援團

　　除了挾河檢查站，涿州市還有一二十個進入北京的通道。涿州市公安局政治處主任王冰說，這些或鄉間公路或羊腸小道，都已派駐武警或民兵把守。

　　王冰說，涿州境內與北京有關的工程還有很多，比如南水北調工程，以及50萬伏的高壓線路。這些為北京服務項目所占據的警力，已經達到該市警力的三分之一。

　　各警種之間進行的聯防、聯控也在持續進行，以穩定社會的基本面，減輕安全壓力。王冰接到局長一個任務，讓他晚上12點后，去一些小型的旅館轉轉。他于是便衣出行，到一些旅館的前臺，裝作一個忘帶身份證的住店者，只要旅館給登記，開了發票，他就通知派出所前去關門。“關到什么時候？過了國慶再說唄。”他說。

　　王冰還主持印刷了50萬張“三疑”舉報卡(可疑的人、可疑的物、可疑的事)，基本上每個家庭一份，舉報可疑的人，查證屬實后有獎。

　　河北省像涿州這樣與北京交界的縣(市)還有14個。在全國，像河北省這樣為北京協助維穩的省、市、區，還有天津、山西、內蒙古、遼寧和山東。9月6日至7日，上述6省、市、區與北京市簽署了一份協議，決定啟動旨在加強安保的“護城河”工程。該工程建立于1996年，其主要的功能有4項：聯防、聯控、聯調、聯打。公安部還同時對其他地區的公安部門提出要求：隨時聽候調遣，以便協勤、協防。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大慶，其動用的人力、物力和場面可能都是空前的。”

　　王大偉說，這次規模空前的國慶安保，其發生的背景有兩個：一是從振蕩源上說，我國現在正處在第四次犯罪高峰的最后階段。他說，這四次犯罪高峰依次是：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主要是新政權與舊政權的斗爭；第二次是1961年，主要是饑餓導致的；第三次是“文革”，叫“十年高臺”；第四次就是改革開放所形成的新的振蕩源。他說，目前中國仍然處于第四次犯罪高峰的最后階段，犯罪形成高臺的趨勢并沒有緩解。

　　另外一個背景是，三股勢力仍然在局部地區比較猖狂。“大的形勢仍然處在一個高峰震蕩之中。”

　　適度的安保

　　8月20日22時30分，北京地鐵13號線五道口南廳，發生了一起乘客拒不安檢并毆打安檢員的案件。王大偉的一位同行在唏噓的同時，表示這種事情似乎很難避免。他說，很多安檢員在工作中都與乘客發生過爭執。有些乘客認為，國慶安保的無處不在，已經嚴重地干擾了他們的生活。

　　王大偉認為，在國慶安保問題上，評價工作好壞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不出事，不死人。在這個前提下，努力做得更人性、讓民眾更滿意些。

　　努力的方向之一，王大偉認為，是對中國的安全形勢進行客觀的評估。他說，評估是我國安保最弱的環節。而評估的作用，是要讓牽涉面甚廣的安保方案適得其所。

　　他說，按照西方慣例，評估過程一般可分解為五步：第一步，盡可能收集信息；第二步，對信息分析解讀，將信息升格為情報；第三步，制定對策；第四步，貫徹實施；第五步，要有評價體系。

　　王大偉認為，在這幾個步驟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五步，它是這個評估體系的糾錯機制。“突發事件不是偶發的，而是一種常態。那么在其發生后，我們就要尋找預案中的漏洞，并迅速補上這些漏洞。”

　　王大偉說，這一過程進行的前提，是要有一套預警機制。它一方面在事前按等級發預警，一方面在事后評估成果，同時督促其進行修正。

　　他說，自己多年來一直呼吁成立一個中央突發事件研究機構。他認為這一機構應該承擔三方面的任務：一是解決理論上的問題；二是給各級公安機關拿出可操作性的預案；三是在評估出現漏洞的時候，找到補丁迅速把它補上。

　　但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社會學者分析指出，中國的安全評估機制由于以預警作為前提，必然觸及中國官場長期以來形成的“報喜不報憂”的慣性思維，必然遭遇很大的阻力。“維穩在中國處于一種特殊的地位，而報憂則被認為可能會影響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