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啟動

　　民企后備人才培養計劃

　　8月10日，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中共江蘇省委統戰部、江蘇省國資委黨委、共青團江蘇省委員會下發了一份名為《關于在全省實施“千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培養計劃”的意見》。

　　由于培養對象中有相當一部分將是“子承父業”的民企“富二代”，爭議也隨之產生。有人認為，對富二代的教育還是應該立足于家庭和社會，對于引導富二代的走向，這種由官方的出面是否合適？

　　在社會上，正如茅理翔一樣，已經有許多民間機構從事這項培訓工作，人們更多地把這些培訓看做商業上的進修。但我們要看到的是，出生于物質條件優越的家庭，富爸爸們對二代知識教育的投入無一例外地慷慨，絕大部分的富二代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于經營管理方面的技巧培訓，富爸爸們有多種途徑。

　　然而，胡斌們的飆車，重慶少爺們的飆車非關商業技巧，輿論將焦點放在道德的層面，這一群體應該具有什么樣的道德底線？畢竟，這個階層比其他階層占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他們負有社會責任。簡而言之，問題的關鍵在于做人。富二代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

　　當前，江蘇省的民營經濟支撐起江蘇經濟半邊天，在全省經濟總量的比例高達51.3%。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正好處于交接班的歷史輪回之中。富二代的素質教育問題尤為突出。

　　在回應媒體的采訪中，江蘇省委組織部負責人表示，培訓更重要的內容是學做人，增強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比如培訓中的導師帶徒弟制度，導師吳仁寶是今年全國道德模范評選的候選人之一，通過言傳身教，老人敬業奉獻的道德風范也將會對徒弟產生深遠的影響。

　　更深的層次在于，富二代的做人成功與否，與未來民營經濟的命運榮衰與共。該負責人表示，能否有個高素質、德才兼備的接班人，不僅事關企業自身興衰，也與全省經濟發展、百姓就業息息相關。

　　“的確，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層面來思考。”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理事肖開寧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8月中旬，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舉行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三屆一次理事會，研究會將“富二代”的培養和教育、引導問題列為前沿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

　　肖開寧表示，江蘇的這種破題是具有戰略實踐意義的樣本，伴隨著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這種官方培訓也是國家重視民營經濟的一種信號。有一個健康發展的新階層群體，才能保證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

　　早在2006年，對新社會階層，中央明確了“充分尊重、廣泛聯系、加強團結、熱情幫助、積極引導”的20字工作方針，其目的是要保障非公經濟的“兩個健康”。不論財富要經歷多少次交接，在國家的層面上，非公經濟的“兩個健康”是永恒的主題。

　　這樣也就不難理解江蘇的做法。事實還在于，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各地黨委、政府乃至中央已開始針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開展各種培訓，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富二代的培訓自然順理成章。“我認為這種做法會成為一種趨勢。”肖開寧表示。

　　作為富爸爸的肖開寧自身是中共黨員，在他的企業里也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肖開寧強調，第一代企業家經過艱苦創業，成功得益于黨的好政策，肖開寧對黨充滿了感情，“我希望孩子也能體會到這一點，做一個有政治方向，有事業抱負的人來傳承家業。”

　　當記者問肖開寧是否要求孩子加入中共，肖開寧笑了起來，“我可以影響他，但他的政治信仰他做主。”來自江蘇省委組織部一份對江蘇省250強民營企業和100家成長型民營企業的調查顯示，在這350家民營企業的接班人中，有85.4%的人有參加黨組織培養的意愿。例如，沙鋼集團掌門人沈文榮之子沈彬大學時就已經入黨，波司登高德康的兒子高曉東今年也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今天需要怎樣的民企接班人

　　縱觀在改革開放30年中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全國各地方民營經濟發育的時間、程度不同，對于企業接班人的問題存在區域性的差異。比如肖開寧所在的廣西，富二代的問題基本還沒開題；而湖北省工商聯主席趙曉勇告訴記者，湖北民營企業的接班或預接班現象還只是很少數；江蘇的破題無疑與其民營經濟起步較早，發展較快的現實有直接的關系。

　　正如人的生命有周期，企業的生命也有周期，只不過企業的生命周期與人不同，時間的推移并不決定企業的盛衰。站在全球的視角，我們常看到一些百年企業活力四射，也看到一些企業未老先衰。問題的關鍵是接班人是否有能力發展企業。

　　今天，江蘇、浙江的富二代成長起來了；明天，可能湖北的富二代成長起來；后天，可能貴州的富二代成長起來……窺一斑而知全豹。在當下或不太遙遠的未來，“富二代”的培養和教育、引導問題現在似乎很前沿，但明天將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富二代的成長，不但是我們第一代企業家辛辛苦苦創下的企業是否有人接班的問題，更是中國民族工業是否能持續振興的大問題。如果有些富二代不能好好成長，走向社會的反面，由于他們口袋里有錢，加上特殊的身份，萬一出了問題對社會的危害會更大。”日前，茅理翔在網文《富二代，煩什么》中如是說。

　　那么，今天我們需要怎樣的富二代？

　　回頭看看他們的父輩。

　　全國政協委員茅永紅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在7月11日至16日舉行的全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理論研討班上，茅永紅向記者簡潔地解釋了一下自己對“優秀建設者”含義理解。

　　“既然是優秀的建設者，就應該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自覺地與國家的發展保持一致，這不僅體現在政治上，也體現在經濟上。特別是我們把企業搞好，為社會作更多的貢獻。”

　　新的社會階層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并直接或間接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每年吸納著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

　　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明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4年，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

　　新的社會階層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責任，就是富二代的歷史使命。(吳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