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信訪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政治權利。長期以來，信訪制度在疏通群眾利益訴求渠道、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在絕大多數上訪者有著合理合法訴求之外，也確有極少數人借“上訪”之名無休止地提出無理要求，以鬧事制造“壓力”要挾地方政府；而一些地方為了“息事寧人”，一味遷就、退讓，甚至置國家法律法規于不顧，無條件滿足惡意“鬧訪”者的漫天要價，造成信訪工作嚴重扭曲變形，陷入“該解決的不解決，不該解決的亂解決”之怪圈。

　　“鬧訪”之痛

　　本刊記者 李鈞德 范春生

　　“鬧訪”者的漫天要價

　　南京郊區農民張某，從2003年開始，因拆遷補償問題多次采取穿狀衣、打橫幅、喝農藥等極端方式上訪。據介紹，張某原有住房面積154平方米，2002年因大型公用設施建設需要，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對張某的住房進行拆除。按照當時的拆遷政策，張某獲得了拆遷補償金29萬余元(當時當地的房價約為1800元/平方米)和一套6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其后，因拆遷問題張某多次大鬧政府部門，并攀爬國家大型活動倒計時牌。無奈之下，相關部門又給了張某一套77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2005年4月，張某提起民事訴訟，經法院調解結案，這次他又得到6萬余元“補償款”。在民事調解書中，張某承諾不再就補償問題提出任何異議及訴訟。

　　但從中嘗到“甜頭”的張某并沒有信守承諾。此后的幾年中，他還是時常到相關部門上訪，甚至揚言要攜帶汽油與他人同歸于盡。去年奧運期間，張某再次向相關部門開出“天價”：5套80平方米裝修好的住房，另加150萬元補償金，否則他就要制造“有影響的事件”。事實上，類似張某這樣以極端方式要挾政府，試圖達到個人不合理目的的“鬧訪”者還有不少。

　　張興武是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的一名基層信訪干部。9月25日，他在接受半月談采訪時說，自己從事信訪工作5年多，專門負責在信訪大廳接待上訪者，“鬧訪”現象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會發生。記者調研發現，目前“鬧訪”行為升級后，主要表現為跳樓自殺、封堵道路、封堵大門等，更有甚者使用暴力，不但擾亂社會公共秩序，還嚴重威脅工作人員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今年40歲的遼寧省彰武縣人羅某曾因涉嫌盜竊犯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審。其間，羅某到處上訪，雖經司法機關調查和裁決，但他依然不滿，多次上訪并以自殺等極端手段相威脅、鬧事，并將勸說其息訪的高某打傷。

　　地方政府無奈的背后

　　河南某地一名信訪干部告訴記者，他們那里有位姚老漢，上世紀90年代初，其獨子逃學在錄像廳看錄像時與人發生糾紛，打斗時被對方群毆致死。案件很快被公安機關偵破，兇手也被抓獲歸案。因打人者作案時差一個月不滿18歲，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最后被判處無期徒刑。姚老漢不服，認為公安機關包庇兇手，遂上訪告狀。

　　后來，河南省高院領導出面，拿著刑法條文向他解釋：法律確有不滿18周歲的犯罪嫌疑人不判死刑的規定，不存在誰包庇誰的問題。姚老漢又說被告人的家屬買通公安，更改了被告人年齡，仍然上訪不止，并由最初的攔縣領導車輛、摘縣委牌子，發展到在北京攔中央領導車輛。

　　此案距今已近20年，先后有十多位上級領導做出批示，當地縣委書記歷經6任，幾乎每個縣委書記一上任，都要先處理他的上訪問題。中央及省市有關部門也多次派出調查組，對此案進行復查，均沒有查出關于被告人更改年齡的事實。每次向姚老漢反饋調查結果時，他就一句話“你們官官相護，我不相信”，繼續上訪。

　　縣里接待他的干部每次見到他，都要給一些生活費，鄉里也給他辦了低保，逢年過節都派人去看望，甚至答應他只要不上訪，再給他蓋幾間房子，可是，每次拿到錢后他還是一句話“你們是官官相護，我要到北京告你們”。

　　為了姚老漢上訪的事，各個部門光調查組就派了不下十幾個，再加上縣里每次去北京接訪，耗費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但都解決不了問題。姚老漢不但自己到處上訪，還串聯其他人一塊上訪，給其他上訪戶支招，甚至還有人拜他為師，向他取“上訪經”。

　　記者采訪了解到，基層類似的“鬧訪”有不少，其中以涉法案件居多。有的案件，一審二審再審，再發回重審，官司一打就是幾年甚至十幾年，終審判決早就判過了，有的也執行過了，但當事人不服，還是一個勁上訪。對這類涉法上訪，一些地方政府束手無策。正如一名基層信訪干部所言，黨委政府權力再大，責任心再強，也不能替法院改判案件啊。其實說到底，這類案件的發生，主要原因還是司法機關的公信力不夠。名義上說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事實上缺乏權威性和公信力。

　　遼寧某地一名信訪局長對“鬧訪”頗感無奈：雖然“鬧訪”者的行為有時讓人很惱火，但他們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大多屬弱勢群體，都有這樣那樣的困難，這樣那樣的原因，所以，處理起來很難讓人硬起手腕。

　　“鬧訪”之痛亟待醫治

　　目前，一些地方為了“息事寧人”，一味滿足“鬧訪”者的諸多不合理要求，以圖阻止其“鬧訪”行為，最終形成“鬧訪”者不減反增，陷入“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怪圈。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把息訪的主要精力花在惡意“鬧訪”者身上，卻對通過正常渠道上訪者的合理合法訴求不管不顧，讓許多上訪群眾“很寒心”。

　　河北某縣一名紀委書記對記者說，當前，有些人已經抓住基層政府“敏感時期”的軟肋，漫天要價，一旦達不到要求，就越級上訪，給當地政府造成很大壓力進而迫使其作出毫無根據的“讓步”。一些人看到“鬧訪”背后的“價值”所在，便搖身一變成為“職業上訪者”。閑來無事，這些人四處打聽“誰在上訪”，進而收集一些上訪者的身份證，進京進行信訪登記，非常容易給地方政府弄一個“進京集體訪”的記錄，從而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實際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逼迫基層干部隱形瀆職，因為每一次突破底線的所謂“照顧”，都會以其他人利益的損失作為代價。而這又會引發新的社會不公，制造新的群體性矛盾。張興武認為，“鬧訪”現象如果任其發展，甚至愈演愈烈，很可能會形成一股勢力，這對從源頭上治理信訪問題、維護社會大局穩定非常不利，應該引起高度警惕。

　　一些專家指出，對那些惡意上訪者，政府不能一味妥協，而應該通過勸阻、批評、教育，引導其依法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對于經勸阻、教育無效，仍多次進行惡意上訪的，政府應理直氣壯地按照法律規定對其進行懲處，絕不能姑息遷就。

　　遼寧四洋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琦等專業人士認為，盡管發生“鬧訪”事件有諸多因素，尤其有“鬧訪”者的主觀個人因素，但也暴露出當前群眾利益訴求渠道還不暢通、解決信訪問題的機制、形式尚需進一步完善等問題。為此建議，必須發揮法律的效力，并從源頭上規范信訪秩序。一是完善利益訴求渠道尤其是申訴渠道，加大宣傳力度，引導群眾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二是完善信訪組織機構，建立信訪案件處理上的“終審制”，避免無休止“鬧訪”；三是建立聽證等制度，對于敏感或群體性的信訪問題，應采取召開聽證會等方式，讓群眾信服，用真心真情、公開公正換回信訪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