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7年春，我住紐約，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的話劇《烏托邦彼岸》。它展開了19世紀一批俄國知識分子，包括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機遇與命運，時間跨度從1833直到1868年；舞臺在莫斯科、巴黎、倫敦、日內瓦等歐洲城市之間轉動。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國知識分子(最多一二十個人)的奮斗與獻身，掀起了一場偉大的文化復興運動，從而徹底改變了俄國文化風貌與精神品質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話劇后，我和李陀、劉禾、西川等朋友在紐約有過一系列討論。話題散漫，但焦點集中：中國是否有可能像俄國知識分子那樣，在不遠的將來掀起一場文化復興運動，砥礪激發，交相輝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創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時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與展望，讓我深感焦慮：中國這一百年的進步(如果可借用這個詞的話)付出多么巨大的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資源與環境的代價、教育的代價、公民權的代價，等等，對我來說，最大的還是創造力的代價。縱觀百年，尤其近半個世紀以來，志士仁人關于民族復興的夢想實現了嗎？我們在文化上、在文學藝術上有多少值得驕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華文明遺產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襯下更加觸目驚心。

　　更確切地說，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與創造性。

　　如果說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開篇的“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話，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則是一種中國式理想的文化情懷。回首歷史，朝代更迭與經濟興衰如過眼煙云，最終留下薪火相傳的文化創造力，才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還有40年。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

　　而文學藝術是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關鍵，包括對漢語現代轉型的推動作用，使之達到古漢語的完美境界。實現這一夢想有幾個基本條件：

　　一、對中華文明遺產的梳理與重新定位，包括對“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矯正，讓諸神復活，成為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新動力。

　　二、以推動漢語的現代轉型為目的，修訂中小學語文課本，讓漢語基礎寫作成為大學必修課。同時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權威機構——漢語文學院，重寫文學史，編纂相關辭典及各種文類的推薦選本等。

　　三、廢除由政府供養作家的體制，創辦多種形式的國家與民間基金會，支持嚴肅文學寫作，并拓展民間文學刊物的生存空間。

　　四、擴大以民間為主的國際文化交流，為漢語作家提供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機會，甚至提供在國外短期居住與創作的可能。

　　五、為了讓翻譯文學當成漢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和私人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專業的文學翻譯隊伍，提高翻譯稿酬，并在出版前對翻譯質量嚴格把關。

　　六、建立獨立的文學藝術批評機制(與民間文學刊物相配合)，批評與鼓勵兼收并蓄，劃清嚴肅寫作與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寫作的界限。

　　以上六點只是基本條件，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條往往都不可預測。但我相信鐘擺走到頭將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終會厭倦或摒棄以物質主義為代表的時代潮流，集體反抗將為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帶來新的轉機。

　　從此時此地到2049年的中國，隔著四十年的不測風云。談論未來就是夢想，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正是人類做夢的能力，“彼岸”正是夢的邊界，而因為有了這種能力和邊界，人類才有了方向和目標，才不會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說在紐約的討論是前奏的話，那么大幕正在拉開，舞臺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

　　北島 1949年出生，本名趙振開，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島當過建筑工人，做過翻譯，并短期在《新觀察》雜志做過編輯。1970年開始寫作，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志。1989年開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個國家進行創作。

　　2007年，北島收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當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與其家人團聚，結束其近20年的歐美漂泊。

　　北島的作品已被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期間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已經成為中國新詩名句。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今影響最大、最受國際承認的中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