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在報道這則消息時，是歡呼有關征信機構在開展信用采集和披露終于有法可依，終于可以得到法律的賦權，終于有法律的尚方寶劍作為征信活動的后盾了。然而，事實上，盡管我國之前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有關國家機關陸續在開展征信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誠信氛圍。比如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的“行賄人黑名單”、最高人民法院開展的“被執行人黑名單”、央行開展的銀行征信系統黑名單，等等。有資料顯示，截至去年年底，央行征信中心收錄企業及其他組織1447萬戶，收錄自然人6.4億人，其中有信貸記錄的1.4億人。所以說，公權力從來不缺乏主動性，盡管有些時候缺少法律的依據。

　　這些年有關國家機關在開展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等活動中，應該注意的是，對于公民隱私權和其他權利的侵犯的可能性。比如，“行賄人黑名單”到底應當將哪些人列入這個“黑名單”存在爭議，再比如銀行開展的征信系統黑名單也存在爭議，律師董正偉就質疑：人民銀行現有個人信用信息記錄的缺陷會導致消費者權益無法保障，比如電話交費信息。因為，“有的民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了電話欠費問題。但銀行兩三年以后才想起催款，電話費還沒有滯納金多。”他還認為，“信用系統的建設，從立法，到實施都必須公正，體現社會性和公共參與性。而現在的情形是，很多公眾被銀行或者電信企業、社保機構單方面納入不良信用記錄。”

　　所以，授予有關征信機構以征信的權力，讓征信活動師出有名，以保障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固然重要，但警惕征信機構濫用征信權力，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同樣重要。因為征集信用信息的機構從事征信業務活動是為了社會更誠信，公民更能自覺遵守法律和社會秩序，如果征集信用信息的機構在從事征信業務活動中，又肆意地侵犯公民權利，將公民的隱私泄露，那么，這種其自身的公信就會受到質疑，這不但不能讓社會更加誠信，反而使得社會誠信問題雪上加霜，因為政府公信喪失是社會最大的誠信流失，在“民以吏為師”的社會中，直接影響到公民遵守誠信。因此，《征信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首先應當是一部限權的法規。

　　值得欣喜的是，這部意見稿在限權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例如，在規范征信的對象上，意見稿專設一章，規定了信息主體的權益保護，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征信機構不得收集信息主體的民族、家庭出身、身體形態、疾病和病史、收入數額、存款、不動產、納稅數額等個人信息；對于征信信息的管理上，規定信用信息使用人獲得的信用信息不能用作與信息主體或征信機構約定之外的其他用途，不得未經授權向第三方提供；在公民知情權的保障上，規定個人每年有一次免費獲取其信用報告的權利，信息主體認為其信息存在錯誤、遺漏的，有權向征信機構提出異議，要求更正，等等。當然，僅僅有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希望意見稿在修改中，要遵循限權法的思路，在為征信機構授權的同時，也要特別防范權力對于權利的侵犯，不要在為增強公民誠信努力的同時喪失公權力機關的公信力。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