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發生的“釣魚執法”一事成為國內輿論焦點，當事人已委托律師起訴上海市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要求其撤銷行政處罰并承擔訴訟費用。就在公眾熱議釣魚執法程序的正當性之時，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又為我們揭開了釣魚執法背后的重重內幕，執法大隊與“釣鉤”之雙贏格局令人瞠目。

　　釣魚執法這個說法很形象，有執釣者，有誘餌，有等待被釣的魚。于公共利益而言，先將所有公民假定為等待被釣的魚，不斷拋出誘使其違法違規的魚餌，然后釣起歸倉自由責罰。這樣的執法無非有兩個結果：一是增強社會的恐懼氛圍，道路以目，互不信任，因為“人人都可能是魚餌”；二是蘊蓄社會對相關執法部門的抵觸情緒，行政執法領域都不能光明正大收集證據，怎么讓危害性不大的一般違法主體心悅誠服？

　　客觀地說，釣魚執法是把雙刃劍，不是不可以用，但絕不能濫用。這些年，大街小巷里上演的行政執法“無間道”，最初的版本來自刑事偵查中的誘惑偵查。所謂誘惑偵查，就是偵查機關以實施對嫌疑人有利可圖的行為為誘餌，暗示或誘使其實施犯罪，待犯罪行為實施后將其抓捕。誘惑偵查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特殊手段。實施這一手段的必要條件有三：一是不得已而為之；二是確實取證難；三是嫌疑人犯罪行為危害嚴重。同時，因為誘惑偵查的危害性很明顯，在國際上，不少國家都對其在法律上作了嚴格規制，大多只用于諸如毒品犯罪、網絡賭博犯罪等取證困難、危害嚴重的特定犯罪。

　　行政執法不比刑事偵查，其相對于刑事犯罪嫌疑人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行政權力與公眾生活有著直接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行政執法中釣魚執法成為合理的常態，那么，公權撈錢就必然成為合法飆漲的GDP，部門利益與群體尋租就會有更瘋狂的土壤。對職能部門而言，行政執法當符合依法行政原則，合法、合理、程序適當、誠實守信、權責統一，不能采取預謀設圈套方式執法。即便打擊黑車有其合理性，但“以惡治惡”的釣魚執法已涉嫌借助公權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詐勒索，其行為已遠遠超出了行政執法范圍，涉嫌犯罪。

　　釣魚執法的本質是“公權碰瓷”，而為這種“碰瓷”行為支付的道德成本尤為高昂。自然環境是脆弱的，比自然環境更脆弱的是社會道德生態。如果公權領域都將執法程序升級成“釣魚式”，別說司機的善良與熱心灰飛煙滅，就是出門走在大街上的民眾，也須時時提防誘餌，處處為自己無人憫恤、不被救濟的危險憂慮。

　　一個遍地魚餌的社會，法治級別再高，也不能算得上一個純良的社會；一份屢設圈套的公權，罰的款再多，也談不上執法能力的勝利。行政強制法草案雖然結束了征求意見，但是，“公權碰瓷”的釣魚執法卻顯然給即將出臺的正式法令提了一個醒：規范行政執法權，比賦權與監督要難得多。

　　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