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釣魚”得來的證據在法律上將被歸依無效，“釣魚執法”也就失去了意義。若是“釣魚執法”者非但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反而會被“嚴肅查處”，還有哪個執法部門愿意“釣魚”呢？

　　不久前，一位上海職場白領在網上發帖聲稱被執法部門“釣魚執法”，此事引發的輿論熱議持續至今且尚未平息。而近日又有一位來自河南的司機孫某向媒體投訴稱，14日晚7點多，他駕駛面包車遭遇“釣魚執法”，被上海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指認涉嫌黑車經營，車輛被扣。為表清白，孫某回家砍斷自己的小指。(10月18日《廣州日報》)

　　最新消息稱，上海市政府已明確要求浦東新區政府迅速查明事實，并將調查結果及時公布于眾。一方面，知情人披露，“倒鉤”執法在上海其實很普遍，“倒鉤”與執法大隊關系密切，一條“雙贏”的利益鏈將他們緊緊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官方聲明中的一再強調“對于采用非正常執法取證手段的行為，一經查實，將嚴肅查處”。

　　“其實很普遍”的“釣魚執法”并非始于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引發輿論關注。關于“釣魚執法”的淵源，也不用費力追溯———“執罰經濟”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無利不起早。程序非正義且在道德觀念層面也不得人心的“釣魚執法”之所以大行其道，內在的根源便是部門利益的驅動。但是，若上級部門真有“一經查實，嚴肅查處”的決心，在利益與風險的平衡中，“釣魚執法”也絕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興旺，責任制度的缺失實則成了“釣魚執法”的一道護身符。

　　相關責任制度的完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相應的程序規定，凡“釣魚執法”得來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處罰的根據；二是以相應的罰責明確，凡進行“釣魚執法”的“魚鉤”和執法者都應根據其行為而分別處以刑事的、行政的或經濟上的處罰。對于前者，《行政程序法》至今尚未出臺，《行政處罰法》關于執法取證的規定又過于簡潔。倒是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對此有專門規定，這份頗具開創意義的地方規章第66條明確，“行政機關執法人員在調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2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行政執法證件，在調查記錄中予以記載。行政機關執法人員不出示行政執法證件的，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有權拒絕接受調查和提供證據。”第70條又規定，“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行政執法決定的依據。

　　若將以上規定應用于“釣魚執法”，可以看出：一是行政執法人員在調查中必須表明身份，而“倒鉤”恰恰隱瞞了自己的身份；二是不得以利誘取證，“釣魚式執法”正是以利誘的方式來取證的；三是以利誘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處罰的依據，也就是說即便司機真的被“釣上鉤”了，也不能據此來進行處罰。

　　若是“釣魚”得來的證據在法律上將被歸依無效，“釣魚執法”也就失去了意義。若是“釣魚執法”者非但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反而會被“嚴肅查處”，并因此受到法律追究，還有哪個執法部門愿意“釣魚”呢？

　　□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