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查黑車”絕不僅僅存在于上海,在全國其他各大城市也是常有的現象。作為一名在深圳執業的律師,筆者也經常遇到“釣魚查黑車”的案件,在相應的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中,沒有一起能夠推翻行政處罰的決定。非法營運列為打擊對象無可非議,但是“釣魚查黑車”因其存在利誘取證、中飽私囊等惡劣影響,也應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但在司法實踐中,“釣魚查黑車”鉆了法律的漏洞,因此,為了有效消除“釣魚查黑車”現象,必須完善程序乃至實體上的法律規定。

　　從程序上來說,目前中國還沒有出臺行政程序法,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對執法取證的規定又過于簡單,導致執法部門在查處非法營運的過程中經常采取利誘等方式取證,并使得通過利誘方式取得的證據堂而皇之地成為行政處罰的依據。未來的行政程序法應規定“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不得作為行政執法決定的依據”,并要求相關的執法人員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從程序上使執法部門擺脫“釣魚執法”的怪相。

　　從實體上來說,未來立法機關還應明確界定非法營運的邊界。“釣魚查黑車”之所以頻頻發生,不僅與利誘取得的證據可以作為處罰的依據有關,還與現有法律中非法營運模糊的邊界有著很大的聯系。試分析,非法營運的邊界越廣,執法部門收取的罰款也就越多,其通過非法手段取得證據處罰非法營運的幾率就越高。司法實踐中,執法部門為了搞“創收”,往往將具有爭議的拼車、一次性或臨時性提供運輸服務的行為視為非法營運并進行處罰,經媒體曝光發生在上海的張軍和孫中界兩起案件就是明證。

　　界定非法營運的關鍵在于通過非法營運與合法營運的對比,從中認識非法營運與合法營運的相同與不同。實際上,非法營運與合法營運的本質區別除了前者沒有取得營運證書外,其他特點均應相同,政府打擊非法營運的原因也在于非法營運車輛未取得營運證書。合法營運的一個很大特征就是當事人都具有長期營運的心理準備,也只有在長期營運的情形下,才能獲得可觀的利潤作為其生產經營或者生活消費的主要來源。而如果只打算一次性、臨時性地提供運輸服務,其收取的運費就只能看作偶然所得,該偶然所得絕對不構成其生產經營或者生活消費的主要來源。因此非法營運和合法營運一樣,當事人均須具有長期營運的心理準備,僅打算一次性、臨時性提供運輸服務的行為不能視為非法營運。未來修法如果能夠采納上述意見,即使查到一次性、臨時性提供運輸服務的當事人,執法部門也不能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進行處罰,現實中大量的“釣魚查黑車”現象也就會自動消失。(譚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