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通院長電子郵箱、司法拍賣實行電子競價、執行權打破包案終身制……近期以來，重慶法院的一系列反腐大動作相繼出臺，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司法是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腐敗比任何腐敗都可怕，它污染的是社會正義的源頭之水。重慶法院進行的改革，已經成為司法反腐的破冰之作，為人們更深入地思考司法反腐這個主題提供了契機。

　　在近日召開的重慶高院智庫專家論壇上，專家們以“司法廉潔和制度創新”為主題，與重慶法院法官一道就司法廉潔的理念、機制與實踐保障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治理司法腐敗，沒有特效藥。”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桂明所言，治理司法腐敗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他同時指出，“治理司法腐敗盡管艱難，但也沒有想象的那么難。”

　　院長監督要克制不越界

　　【畫外音】2008年7月，重慶法院向社會公布了全市三級法院46名院長電子郵箱。截至目前，共收到郵件近7000件，其中重慶高院院長錢鋒收到2200余件。錢鋒的電子郵箱共收到反映違法違紀問題的郵件200余件，交辦到各中、基層法院和本院各部門的146件，有11件被查證屬實，有3人被調離審判執行崗位。

　　“重慶法院出臺的包括院長電子郵箱在內的各種監督措施，加大了院長的監督權。但是，院長的權力加大以后，會不會帶來新的腐敗和司法不公？”

　　腐敗是權力的影子，權力的轉移會帶來腐敗的轉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的這個問題很尖銳，直擊要害。

　　緊接著，陳桂明指出，院領導的監督應當有界限，否則監督權可能變成對案件的實際控制權。

　　對此，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錢鋒回應說———

　　到重慶高院履職兩年來，有時候我也感到困惑：一個人的力量，一個人的自清，甚至是重慶三級法院幾十個院長的力量，到底能不能夠解決目前存在的所有問題。

　　我的看法是：僅僅依靠“一把手”的自清不可能解決全部問題。但是我相信，只要“一把手”干凈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司法廉潔，實現司法公正。

　　關于院長電子郵箱，所有的郵件我基本上都予以回復。但是我只批轉兩類案件：一類是關于弱勢群體的信件，一類是反映司法作風的信件。對于其他大量有關平等主體間的糾紛案件，我只要有關單位匯報結果，至于過程，則不去過問。

　　作為法院院長，我既有政務管理的權力，又有審判管理的職責。權力很大，一不注意，就可能超越權力行使的邊界，監督就可能變質。因此，作為院長還必須對權力行使保持克制和清醒。

　　良知與制度是反腐“兩面體”

　　【畫外音】將司法拍賣全部放在重慶市聯合產權交易所，執行權一分為四，打破包案到底，法官碰紅線要“終身禁業”……為遏制腐敗，實現司法廉潔，重慶法院致力于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分權制衡、信息公開、監督制約多頭并進，擠壓暗箱操作空間。

　　推進司法反腐，制度建設是關鍵。

　　陳桂明認為，重慶法院推出的執行權改革等制度創新，對于遏制司法腐敗將產生明顯的效果。

　　有專家指出，法官執掌生殺予奪的審判大權，如果沒有秉持公平正義的良知與德性，無論制度如何完美，終也擋不住腐敗的陰影。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在反腐敗方面，制度建設和法官的良知都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對良知的追求絕對不能夠脫離開制度設計。好的制度可以使想做壞事的人不敢為，壞的制度也會使一個好人變成壞人。”

　　對此，錢鋒表示，制度和良知在某種意義上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法官的良知是什么？實際上很簡單：不枉法，或者再加兩個字不貪贓枉法。“我要求重慶三級法院的法官通過我們的教育，通過我們的制度設計，做到不枉法。”錢鋒說。

　　良知是內化于心的，不像制度設計那樣可以有外在依托。法官的良知應該如何培養，如何塑造？

　　錢鋒認為，大學法科教育應當承擔起培養法律人的使命，塑造有法律信仰、有職業倫理的優秀法律人。

　　“大學教育自身難以承擔起良知塑造的使命。”四川大學教授龍宗智指出，良知養成靠的是長期的熏陶，這是全社會的責任。

　　徐昕認為，法官的良知培養是需要條件的，尤其是要加強法官的職業保障。

　　反腐不能背離司法規律

　　【畫外音】出現問題之后，下猛藥治理，往往會違背司法規律，矯枉過正。合理的反腐制度一定是建立在尊重司法規律的基礎之上的。

　　“重慶法院的改革，一定要尊重司法規律。”錢鋒擲地有聲地說。

　　對此，專家們一致表示認同。陳桂明舉例說，一些法院為了解決法官的違規違紀行為，提出“零投訴”的標準。這實際上是違反司法規律的。

　　“去年一年，我國法院受理了1000多萬件民事案件。法官不可能讓每一起案件的當事人都滿意。”陳桂明認為，要消滅投訴根本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合理的投訴受理與查處機制。

　　談到司法公開，徐昕認為意義重大。“但是，司法公開也必須尊重司法規律，不能為公開而公開，不能過度公開。”徐昕解釋說，司法公開的內容與方式應當考慮社會的需求，考慮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不能影響法院的公正裁判。

　　有些法院為了便民，將法官的手機號碼向社會公布。徐昕認為，此舉不可取，“這會讓法官變成公眾人物，使他成為一個透明的人。不僅如此，公布手機號在便民的同時，也會讓某些投機者易于聯系法官行不法之事。”

　　司法公開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徐昕認為，如果一個法院僅做到了形式上的公開，而不注重案件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種公開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