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監企合一”的背景下，如何解決中國160萬囚犯的吃飯問題，并改造好他們，是目前棘手的問題

　　本刊記者/陳曉舒

　　在新中國監獄初創時，出于政治安全及勞改生產不與民爭利的考慮，許多監獄建在遠離城鎮的邊遠地區，由省級政府直屬管理實行管理。目前中國有700多所監獄，大約47%地處縣城甚至鄉鎮以下的行政區域，70%以上位于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

　　而這導致了監獄基本獨立于地方，許多監獄形成自我封閉、自成體系的小社會。

　　在這個自我封閉的小社會里，對于監獄的管理最初提出的是，“監企合一”——“改造第一，生產第二”。這種模式適應了當時的計劃經濟發展要求，曾經起到過積極作用。

　　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這種模式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發展和變化。

　　“這些年監獄布局調整，監獄開始往大中城市、交通沿線轉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監獄逐漸打破了以往的自我封閉。而這期間，監獄的生產地位也逐漸取代了改造功能。一位研究者稱：“監獄經費缺口大，不得不以生產為重，一個監獄七八個領導只有一個是管監管改造的；二三十個科室大多數是管生產經營的，監獄的刑罰功能被淡化了。”

　　重慶市某監獄此前對媒體稱，獄警的精力大都用在抓生產上。服刑人員從勞動場所回監區常是一窩蜂，很容易帶違禁品進來，威脅監區的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越獄新聞不時出現。

　　2005年10月，在湖南永州監獄服無期徒刑的林光順與同監室服刑人員曾昭葉在籌劃了半個月之后，曾昭葉弄來一把鋼鋸，二人偷偷將監室窗戶的鐵欄桿鋸斷，并偽裝回原樣。同年11月兩人趁夜爬出窗戶，繞過關卡，用木桿做成簡易梯子架在圍墻上，并用隨身攜帶的棉被大衣隔開電網，越獄成功。

　　而天亮后，監獄獄警組織囚犯出工時，才發現二監區少了兩名犯人。

　　2008年4月11日，四川省川中監獄，犯人羅尚林化裝之后，在眾目睽睽下，乘車離開監獄。對于羅尚林怎樣“突破”到達監獄大門必經的三道厚重鐵門，川中監獄的一名獄警告訴媒體記者：“因為是在勞動，羅所處地點已在三道鐵門之外。在躲過獄警和崗哨的視線后，沿著監獄內的高墻繞走大半圈即可到達監獄正門。”

　　而此次呼和浩特越獄事件發生地——第二監獄，曾采訪過的當地媒體記者指出，進出第二監獄需要履行十分嚴格的手續，進出均需登記。門禁處都有監控系統，出入門禁均需刷卡或通過“視網膜識別”系統。

　　呼市司法局有關工作人員認為此案監獄管理出現漏洞，案件還正在調查。

　　司法主管部門在2003年就注意到了“監企合一”的弊端，并開始著手改革。2003年2月，司法部將黑龍江、上海、江西、湖北、重慶、陜西6省市確定為改革試點。

　　監獄改造人追求的是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而企業追求的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監企合一管理模式下的行為主體，很難同時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司法部轉發《國務院批轉司法部關于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以及相關會議紀要，明確強調要通過改革實現“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范運行” 的十六字方針。2008年，改革面向全國推開。

　　試點改革的省份初步建立了監獄經費全額保障制度，監獄經費納入了財政預算，初步實現了由財政按標準撥款，監獄管理局和監獄將負責生產經營管理的機構分離出去，分別成立了監獄企業集團公司及其分公司或子公司，改變了監企合一的管理模式。

　　同時實行的還有監獄收支分開管理，將監獄經費和監獄企業收入脫鉤，還分離了監獄辦社會職能。

　　此番改革之主要目的，便是使監獄擺脫經濟桎梏，純化刑罰執行職能，努力提高刑罰執行質量，最終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管理體制，同時使監獄從根本上解決“監企合一”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

　　但，要改革半個多世紀形成的體制和觀念難以一蹴而就。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盡管監獄警察的“皇糧”和囚犯的“囚糧”逐步由國家撥給，部分監獄依然面臨著嚴重的經費短缺。

　　2008年11月，在“改革開放30年刑事法治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司法部副部長張蘇軍透露，目前全國監獄承擔著160萬左右罪犯的懲罰與教育改造工作。這也意味著，需要負擔160萬左右罪犯的“囚糧”。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因為無錢建圍墻，四川監獄的安全問題令人擔憂。報道稱，根據四川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四川全省監獄監管區的近15萬米圍墻中，安全不達標的有14萬米。全省監獄監管區，尚有6萬多米連不達標的墻都沒有，全靠人工防范。多數監獄也沒有安裝電子監控、報警、防護設備。

　　監獄協會原副會長王明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體制改革很重要，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方式，主要還得看監獄主管領導的指導思想，如果精力依然不在改造罪犯上面，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一年100多億元的保障也沒有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