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兼并重組，最近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其成為焦點的緣由，在于不少人把它概括為充滿政治色彩的4個字——“國進民退”。

　　就像十余年前“國退民進”曾是個非常敏感的政治說辭一樣，在今天，“國進民退”也仍是個很敏感的政治說辭。一扯到這樣的“主義”高度，山西煤炭整合重組的原始動機以及采取的手段是否科學有效，就很容易被忽略到一邊。《山西發行政命令要求民間資本退出煤礦引爭議》這樣的新聞標題，《山西煤礦“國進民退”讓人痛心》這樣的評論標題，一下子就把具體事件給超越了。

　　我查閱去年9月發出的《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原文，其“思路目標”是如此表述的——“通過大型煤礦企業兼并重組中、小煤礦，形成大型煤礦企業為主的辦礦體制，通過科學整合，合理布局，關小建大，擴大單井規模，提高煤礦安全保障程度，提升煤礦整體開發水平。”可見，其重組行動的動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煤礦安全，二是“提升煤礦整體開發水平”，也即提升資源利用率，減少對環境、生態的破壞等等。

　　文件中的具體政策表述，并沒有把“民間資本”排斥在外——“國有企業之間的兼并重組，可采用資產劃轉的方式；非國有之間或非國有與國有之間煤礦企業的兼并重組，可采用資源、資產評估作價入股的方式。”

　　就實際重組過程的有關報道來看，“民間資本”也并未被強制退出，前提是你自身規模已經足夠“大”。《瞭望》新聞周刊最新報道指出，山西全省經過兼并重組以后產生的90個企業主體中，地方非國有集團公司就占了33個，占了三分之一強。煤炭大市朔州“通過整合，形成了國有和民營企業各占‘半壁江山’的辦礦格局。”在民營經濟較發達的呂梁市，民營煤炭企業的礦井數和產能都占到了60%。

　　由于現有的絕大多數非國有煤礦都是小煤窯，他們當然有“退出”的苦惱。但其“退出”的原因，并非是“民”的身份，而是“小”的身板。

　　在這一輪兼并重組中，是否涉嫌對私企“強買強賣”，是一個真問題。根據“全省煤炭礦井總數由2598座減少到1000座”的重組計劃可知，大多數的礦井將在兼并以后被關閉，除非將來新建較大規模礦井，接收來的這些礦山資源的開采權將一直處于擱置狀態。因此對于接收者來說，這并不見得就是一樁賺便宜的買賣。

　　事實上，在被礦難掃落的烏紗帽已如山積的山西，應該早就不再背負什么“國有主導”的包袱。只要能減少礦難，哪還會管你誰“退”誰“進”？！煤炭安全專家現在說，“兼并重組整合全面結束，煤礦全面采用機械化綜采后，煤礦百萬噸死亡人數將減少74%”。那么，山西省政府當然就甘愿擔著“國進民退”的名聲，去抓“關小建大”。試想，如果煤炭安全專家們的意見相反的話，山西省政府可能也會毫不猶豫地“關大建小”，搞“國退民進”的。

　　到目前為止，關于山西煤礦“國進民退”的爭議，可以說基本上都是放了空炮。畢竟，關于究竟是否大礦更安全的問題，“公共”人士貢獻不出“專業”的意見，也就只能偷懶，把“問題”化約為“主義”，從而進入自己擅長的論域，在云層以上高舉高打。

　　這還不算是最偷懶的。最偷懶的論者如非常活躍的青年經濟學人周克成，直接就把“問題”完全等同于“主義”，認為安全生產的關鍵不在規模大小、水平高低，而就在于私有化。因此，他匪夷所思地批評：“明晰、界定到個人的產權制度，能夠大幅、有效地提高煤礦生產的安全性。但山西省政府卻要大型國企兼并重組私營煤礦，這不是恰恰把保證煤礦安全的最佳根基給抽走嗎？”而據統計，山西大約90%的煤礦事故都發生在地方小煤礦，主要是私營的小煤礦。——這周先生是不是在說夢話？

　　不久前，他已經說過一次類似的夢話。針對成都公交汽車燃燒事件，他在事發當日就一口咬定：“毫無疑問是人禍，實實在在的人禍，百分之百的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由政府壟斷包辦的城市公交制度。”吊詭的是，事件的調查結果，卻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人禍確是人禍，只不過與是否國有無關。

　　其實，放棄偷懶的想法，面對真實的問題，學者、論者們有許多功課要做：為了保安全，做大以后的國有礦和私有礦，在內部管理上分別有哪些缺陷需要改進？在外部監管重點上應有哪些不同？為了長遠發展，如今這些新做大了的國有煤礦企業，將來的體制、機制改革該如何規劃？

　　就像私企的安全問題真實存在一樣，國企特別是礦山類老牌國企，體制的僵硬，管理的粗放、顢頇、低效，也確是真實存在的問題。“關小建大”眼瞅著就辦完了，即便安全生產形勢就此根本改觀，國企的這些老問題也會馬上再讓山西的各級官員們失眠，尤其是在煤炭市場需求發生劇烈波動的情況下。(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