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下發第7批涉黑案件掛牌督辦通知，對全國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8起涉黑案件進行掛牌督辦，其中，原重慶市人大代表黎強團伙涉黑案赫然在列。

　　對黎強的庭審預計將持續5天，這個曾在大學食堂煮飯、再進工廠當工人、在公司車隊搞安全、隨后下崗創辦公司、在交通運輸行業發家的身家過億的前人大代表將何去何從，受到輿論的密切關注。

　　在今天開庭審理的過程中，在坊間頗具傳奇色彩的黎強，讓旁聽者見識了他多變的一面。

　　在庭審現場，戴著黑邊眼鏡的黎強表示，對于公訴人指控的9項罪名，只有非法經營罪和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基本符合事實，其余罪名，他逐一推脫。

　　斷然否認是黑社會

　　對檢方指控，黎強幾乎逐一推脫。

　　檢方指控，黎強牢牢掌握了渝強公司的人事權、財權和經營決策權，通過親情關系、人事安排、經濟利益籠絡控制其家庭成員和公司管理人員伍樹芹、何永紅、伍樹峰、來有剛、黎德明，在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中擔當骨干成員，并以骨干成員為依托，進而籠絡控制掌握其他組織成員為組織利益服務。為維護組織利益，黎強及其骨干成員來有剛、黎德明等人還以支付“工資”、“出場費”等名義，豢養了陳萬友、郭顯立、朱天強、蔣強、鄧成倫、雷恩科、陳義及“魚兒”(另案處理)等一批打手，為其提供暴力支撐。該組織通過上述手段，逐步形成了組織架構完整、組織關系穩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黎強及其組織的意圖得以迅速傳達和實施。

　　黎強則表示，對于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完全是莫須有”。

　　他多次表示，如果自己是“黑社會”，跟公交公司“還打什么打，直接跟他說一聲，你要再來就把你辦了”。偶爾，他會變換一種說法：如果我的黑社會罪成立，我就不找人了，怎么可能拿錢給他，我還要倒收錢。

　　同時，他斷然否認自己在重慶市客運市場擁有強勢地位。

　　檢方指控，2005年11月，黎強召集其他幾家民營客運公司負責人共同創建“共創公司”，公司章程中規定：如公司董事因執行公司事務、執行董事會決議的行為被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或被拘留，則其他董事每人補助被追究者人民幣200萬元作補償。其擠壓競爭對手、對抗正常的客運管理秩序、進而控制重慶市客運市場的目的十分明顯。

　　黎強對此的回應輕描淡寫，表示那只是一個設想，注冊并未成功。

　　而當他談完對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異議后，突然發問：“請問審判長，是不是按這個思路來談？”

　　“打警察算不上殘害群眾”

　　檢方依據大量事實指控，黎強組織、領導其組織成員隨意毆打他人，攔截、辱罵他人；聚眾堵塞交通；采取暴力、威脅等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而黎強則聲稱，被害人中，有民警，有的是競爭對手公司參與打砸自己公司車輛的駕駛員，還有自己公司內部的駕駛員，“談不上殘害群眾”。“內部經營糾紛，算不算罪，請斟酌。”他說。

　　而針對自己獲知本公司所屬出租車在長安鈴木公司4S店加機油造成發動機出現故障或動力不足的事情后圍堵長安鈴木公司大門、制造群體性事件的指控，黎強表示，該公司和4S店相互推卸責任，“公司完全是個鬼子企業”，自己作為重慶出租車協會常務副會長，受領導委托和幾人商量，如果協商不行，只能來硬的，“那是走投無路”。

　　他說，自己是受協會委托，堵的時間也只有20多分鐘。

　　檢方指控黎兵堵住西彭汽車站，其間公安人員對圍堵車主反復勸阻，參堵車輛仍不肯撤離，直至相關政府部門同意開會協調，黎兵才召集參堵車輛陸續離開。面對這一指控，黎強回答說：“這事我不清楚，一人做事一人當，怎么栽到我頭上？”

　　他說，自己后來問黎兵是怎么回事，黎兵說：“我們有道理噻。”

　　辯解說“以非抗非”有理

　　檢方指控，黎強旗下公司曾攔公交車，放輪胎氣，并集體上訪以向政府施加壓力。

　　他說，是對方首先砸自己的車，而對手是國有公司，是“正規軍”，自己卻是“游擊隊”，在接到下屬報告車輛被砸的消息后，要他們趕緊撤。但是，自己的車被打爛了，“打不贏，咬也要咬幾口”，于是，當晚發生了試車道上攔車的事情，但此舉“并未導致交通癱瘓”。而上訪時開了兩輛車去，是作為證據，打的橫幅是“我們要吃飯”。

　　他說，自己即使手續不齊，也應該由政府來管理，而不能由競爭對手公司來打砸，“他們砸了我的車，還先去上訪，他們去了我們為什么不該去呢？”

　　在對檢方指控自己非法經營的罪名問題上，他的“非典型性非法營運”的說法讓整個庭審現場都樂了。

　　他解釋說，非法經營，就是沒繳稅，自己的車沒有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但卻給政府按照合法車輛繳的稅，就是“非典型性非法營運”。

　　為了不讓競爭對手公司延長路線，這并不是自己一家公司利益受損害，5家公司都要受到影響，如果只處理自己一家，是“不公平”。

　　“尊敬的公訴人，希望詳細調查。”他總結道。

　　法庭調查中，黎強最常用的話是“請法院同志明查”、“尊敬的法院領導請去調查”。他還常把“共產黨的領導”掛在嘴邊。偶爾，這位曾經是重慶市人大代表的富豪會冒出諸如“我對十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學得比較清楚，正義在我心中”的話，引得旁聽者發笑。而當審判長提醒他只針對指控的事實發表意見時，他表示，自己第一次到這里來，“還是有點緊張，生怕沒說清楚”。

　　行賄：“朋友要點錢，就拿給他”

　　而針對行賄的問題，他表示，重慶市沙坪壩區交通運輸管理所前所長肖慶隆和自己是“兄弟伙”，他離婚后，前妻女兒沒房住，問自己能不能“整”一套，而公司有錢，就給了他20萬。“朋友要點錢，拿給他。”

　　重慶市委、重慶市人民政府信訪辦公室來訪二處前處長姜春艷也是他行賄的對象，黎強說，雖然沒有正式燒香拜佛，但自己和對方是干親家，給錢是正常的禮尚往來。

　　至于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的價格承包出租車給重慶市巴南區公路運輸管理所前所長蔣洪，則被黎強解釋為，自己是純粹的民營企業，想以多少錢賣，自己定，政府并沒有對此作出限價。

　　他還認為，這3名公職人員并沒有權力為自己辦到想辦的事情。他甚至說，有一次給姜春艷1000元，是當時有朋友說“搞一下活動(多指打牌賭博——記者注)”，姜沒本錢，這錢是用于“搞活動”的。

　　法庭調查中，當公訴人開始訊問黎強時，黎突然發問：我可不可以回答他？隨后，他說，萬一回答不好，“多給我整兩條，劃不著噻！”

　　黎強發表對公訴書指控事實的異議時，用方言回答，并一直顯得謙恭，而剛進入公訴人訊問環節，當公訴人用普通話訊問時，他立即換成了標準的普通話，并突然綿里藏針地與公訴人針鋒相對。

　　公訴人問：“伍樹芹(黎強妻子——記者注)是不是公司股東？

　　黎強答：“不清楚。”

　　“她占多少股份？”

　　答：“不清楚。”

　　“黎德明跟你是什么關系？”

　　答：“弟弟。”

　　“他在公司有無職務？”

　　答：“沒有職務。”

　　“他在強勁公司是不是負責人？”

　　答：“這個怎么回答？有時是，有時不是。”

　　“什么時候是？”

　　答：“對他有利的時候他就是，對他不利的時候，就不是。”

　　“來有剛擔任什么職務？”

　　答：“什么職務都有。”

　　“他對外宣稱什么職務？”

　　“有時來總，有時來經理，有時來科長。”

　　問：“魚洞酒店那事(指攔堵其他公司客車，堵塞巴南區進出城區的主干道——記者注)，誰決定的？”

　　黎強答：“政府決定的。”隨后他就“政府定的”作出解釋，政府有紀要，對各車站停車點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對方卻停到了自己的站點上。

　　庭審還顯示出這名從草根到富豪的傳奇人物“摳門”的另一面，即使經濟實力雄厚，黎強在回答提問時透露，自己的弟弟黎德明，2005年前后進入公司，當時的工資是800元，在出事前，才漲到1300元左右。(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