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工同酬到同命同價，更深層次體現的是國民待遇的平等，是對城鄉戶籍制度二元差異的漸進式取消。而新的立法如何保障同工同酬、同命同價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當以細則完善之。

　　昨天有兩條新聞不約而同地指向了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現象。一條是說目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研究制定工資支付統一立法，備受關注的“同工同酬”將寫入法規；另一條是說我國死亡賠償制度中的城鄉居民“同命同價”有望實現，《侵權責任法(草案)》新增規定：因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侵權行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可以不考慮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

　　倘若再聯系上我國擬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同票同權”，可以說，“同×同×”句式一度成了關注焦點。無疑，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進步，它的意義正在于，以立法的形式，賦予國民一種身份上的平等，一種生命尊嚴的平等，一種權利上的平等。進而以此為基點，逐步剝離附著在國民身上的種種不公平待遇。

　　勞動，本是無身份差別的，但時下在很多單位，包括國企以及機關事業單位，卻深深地打上了身份的印記。同一個單位，干同樣的活兒，聘用工和正式工、農民工和城鎮工、編制外和編制內，收入卻相差好幾倍。比如，一個電廠的正式抄表工，年薪可能達到10萬元。而那些臨時工，干的是臟活累活苦活，不但工資比正式工要低，福利待遇也是差之千里。

　　同工不同酬的用工“雙軌制”，表面上看與轉型時期用工機制的陣痛有關，但背后隱含的實質是一種身份歧視。崗位是因職業工作而設的，而不是為不同身份的人而設的。將同工同酬立法，讓崗位工資回歸其內在價值，體現的是起碼的社會公平。

　　如果說同工同酬是為身份平等而呼喚，那么同命同價則是更為人性的生命追問。法律對生命價值的認可，對人格尊嚴的尊崇，是法治國家一個最基本的認同。遺憾的是，我們的法律卻因為戶籍不同而賦予了生命差異的認同。像廣東省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的新標準就規定，城鎮居民最多能獲賠76萬元，而農村居民則可獲25萬元。在死亡面前，將生命的價值量化為不同的價格，既有失公平，也有違人性。

　　其實，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在同命同價上有所突破，在廣州，在深圳，農村戶口的外地居民遭遇車禍，均可有條件地按城鎮居民的標準來計算賠償。而河南省早在幾年前就下發紅頭文件，規定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在賠償標準上實行同命同價。如今，將同命同價直接寫進立法，既是一種糾偏，也是從生命本義上給予所有國民平等尊重和認可的理性回歸。

　　從同工同酬到同命同價，更深層次體現的是國民待遇的平等，是對城鄉戶籍制度二元差異的漸進式取消。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但是，鑒于《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早有規定，工資分配應當實行同工同酬，但實際操作中卻難以兌現，因而，新的立法如何保障同工同酬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當以細則完善之。同樣，同命同價的立法也不能因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前提，導致其在現實操作中大打折扣。畢竟，為國民待遇的平等權留個尾巴，實在沒有必要。　　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