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和部門領導認為只要不牟私利、不揣腰包，就不應以犯罪論處，有的法外說情、偏袒庇護，人為設置障礙。”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向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作《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瀆職侵權檢察工作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況的報告》時特別指出，刑法關于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和量刑標準的規定不夠明確，導致一些危害嚴重的瀆職犯罪法定刑偏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輕刑化的問題突出(10月29日《中國青年報》)。

　　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犯罪輕刑化日漸成為現代刑事司法發展的一大趨勢，但官員瀆職犯罪的輕刑化卻不一定是現代法治之福。因為官員要進入一個享有諸多特權的階層，其前提是必須放棄、讓渡自己作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權利，承擔較之普通公民更多的法律義務。一般來說，國家公職人員由于肩負著公益供給和秩序維護的重任，其行使公權力一旦違法所造成的社會危害較之普通公民更為嚴重，故而也應當受到法律上更為嚴格的懲治。

　　遺憾的是，從目前司法實踐所反映的情況看，官員瀆職侵權犯罪不僅未能得到從嚴處罰，反而還因為身份的特殊而受到某種輕刑化對待。從立法上看，刑罰結構在總體上本應維持均衡，對于不同犯罪形態統一按照社會危害性來作出公正的設計，以保證整個刑罰體系“罪刑相當”。問題是，我們在設計官員貪污瀆職等犯罪的刑罰上，卻沒有充分體現出“從嚴治官”的邏輯。

　　例如，國家公職人員監守自盜的貪污與普通百姓的盜竊相比，在財產權的損益上實質無二，甚至前者危害更大———官員貪污既損害公共財產，更腐蝕了國家公權力的廉潔性。但在處罰上，前者刑法以5000元為起刑點，而普通公民的盜竊罪則以500元為起刑點，與罪刑相適應原則背道而馳。又比如國家機關采取“釣魚式執法”的手段強占民財，陷公民于不義之地，這種政府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比普通公民違法更嚴重，但往往以黨紀處分消解。

　　再者從司法上看，對官員瀆職犯罪的處罰也同樣存在不能從嚴治官的現象，尤其是在當前司法容易受到干擾的背景下，“落馬”的官員仍保持有強大的運動能量，利用法律上一切可能的制度空子，使其有罪不究或重罪輕判。據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披露的信息，2006年因礦難等重大責任事故，檢察機關以“瀆職”罪名立案偵查并起訴了629名官員。但是就其中已經作出判決的部分看，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高達95.6%。而據更早的《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報道，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33519名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緩刑，職務犯罪案件的年均緩刑率為51.5%，明顯高于公安機關偵查案件19.74%的年均緩刑率。各種責任事故中用生命喚醒的“問責風暴”，最后在訴諸法律時卻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個“緩刑”就幾乎讓所有的努力消解于無形。

　　現代社會，法治重在“治官”，“治官”重在從嚴。俗話說，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則可能使好人變壞。就目前瀆職侵權犯罪輕刑化而言，無論是刑事立法導向上，還是刑事司法實踐領域，都應當摒棄傳統的“官本位”意識，拿出法律的嚴苛與智慧，修復出一個讓壞官變好的制度來。目前，除了要檢討刑事立法上“治官不嚴”現象，按照罪刑責相適應的原則設計合理的瀆職犯罪刑罰結構；更重要的是加快司法規則治理，改變刑罰適用的粗放化狀態，尤其是從量刑和行刑環節“亡羊補牢”，通過科學化、精確化的標準糾正量刑失衡，借助嚴密的程序機制和民主監督力避行刑不公，在諸如緩刑、監外執行、減刑、假釋等刑罰適用環節嚴格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強化瀆職侵權犯罪懲治的正義性。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