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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錢學森的人都說，“錢老晚年不寂寞，因為他身邊始終有蔣英”

　　本刊記者/李邑蘭

　　11月1日，深秋的京城驟降大雪。這是錢學森辭世的第二日。來自北京市氣象臺的消息稱，今年的第一場雪罕見地提前，是北京自1987年以來最早的一場初雪。

　　趕來吊唁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念叨著，這場雪是為偉人的離去而準備的。前來吊唁的78歲的范良藻是錢學森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招收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個物理學研究生，自1958年畢業，他們已經闊別50年了。

　　航天大院8號院深處一棟相對獨立的三層紅磚小樓，是錢學森生活了50年的家，門前兩側已經擺滿了社會各界人士送來的花圈。晚年臥病在床的錢學森，絕大多數時光就在這幢三層小樓里度過，除了身邊的秘書和家人之外，他很少與外界直接聯系。而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范良藻與老師錢學森這50年間，大都是通過書信往來的。

　　總裝備部的相關負責人介紹， 11月1日上午已經陸續有200多名社會各界人士自發趕來為錢老送行，這其中包括錢學森的學生、老鄰居、老同事、北京各高校的大學生等。吊唁從11月1日開始，連續6天，每天早上8點半至11點半，下午1點半至5點向公眾開放。

　　“追悼會暫定11月7日在八寶山舉行，一切都由中央統一安排。”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教授向媒體宣布。對于錢家而言，錢學森的葬禮已不完全屬于錢家，“這是國家大事。”

　　不寫書，免得活著就后悔

　　“我們是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涯啊！”今年84歲的王毅丹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感嘆。

　　曾在航空航天部辦公廳工作的王毅丹，是離錢學森最近的鄰居。錢家所在的三層紅樓共有兩個單元，四單元只住錢學森一家人，三單元住著六戶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錢老剛回國時，住在中關村。50 年代末搬到這里來之后，就再也沒有搬過家。”86 歲的老同事亓英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亓英德住在航天大院五單元，與錢學森已經做了50年的鄰居，亓退休前的職務是航天工業部財政局局長。

　　這期間，領導曾多次動員錢學森搬家，表示會按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級別給他蓋一棟小樓，可他不要。上世紀90 年代，錢學森的秘書涂元季動員錢老搬家：“和您同船回國的人大部分都當上了院士，院士現在都搬進了新居，比你這老房子好。”涂元季還將已建好的小樓照片拿給他看，“您若住進這樣的小樓，可以在院內曬曬太陽，對身體有好處。”錢學森卻回答：“我在這里住慣了，你讓我住進小樓，我渾身不自在，能對身體有好處嗎？”從此人們再未提搬家的事。

　　老鄰居們都對錢學森早年的狀況印象深刻。家住航天大院34單元的老人劉小芳至今仍對10年前見到錢學森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每晚七點，吃完晚飯，劉小芳總愛到大院遛遛彎，“那時錢老身子還硬朗，也常出來遛彎，每次見到我們，都會主動打招呼，樂呵呵地和我們說話，非常平易近人。”她記憶中的錢學森，經常穿著藍色或灰色上裝，綠色的軍褲。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錢學森離得最近的鄰居，“但這并沒能讓我更多地了解錢老”。此時的錢學森，因為身體原因，已經很少出門，漸漸遠離了鄰居們的視線。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來，我只見過錢老一兩次。”

　　王毅丹也有遛彎的習慣，這些年每每經過錢家的時候，“窗戶多是半掩著的，窗簾緊閉，看不到里面。”樓外站著兩名警衛日夜守護著，“這也讓我們很多鄰居只能遠望，而不敢登門拜訪”，王毅丹說。

　　在前來吊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陳兆武的年輕人，7年前，他曾是錢學森家的警衛排長，但也沒有進過小紅樓。在他當勤的兩年，只見過錢老兩次，都是陪同他去解放軍總醫院檢查身體。“當時錢老的健康情況并不是很好，已經癱瘓在床，吃飯喝水都要別人喂食。”

　　錢家從來不缺“貴客”登門。溫家寶總理最近一次看望錢學森，是今年8月6日，這是溫家寶近年來第四次看望錢學森。80年代中后期開始，溫家寶就經常和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錢學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書信往來。而此前，江澤民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四次到錢學森家中看望。

　　“每到這時，院子外就會聚集一大批人，隔著小區馬路張望。”王毅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大家會好奇地猜測領導們又在和錢老討論什么重大問題。

　　錢學森一生做人有四條原則：不題詞；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媒體采訪。

　　1950年，錢學森曾跟一個加州理工大學的學生說：“人在臨終前最好不要寫書，免得活著時就開始后悔。”僅見的關于錢學森的傳記，是美國已故作家張純如的著作《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而該書在大陸幾乎不可得，這就更加深了晚年錢學森在公眾心目中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