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底線道德會被重壓在金錢之下

　　編者的話

　　不久前，長江大學15名見義勇為的大學生搭人梯救助落水兒童，3名大學生付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當大學生多次跪求后來趕來的打撈公司的船主施救落水者時，卻遭到拒絕,船主稱“活人不救,只撈尸體”。

　　這件事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更引發了許多青年讀者的深層思考。有人說，如果說應從立法的角度解決問題，但法律面前貪官不是照樣存在嗎？有人說，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金錢成為丈量一個人價值的尺度，本無可厚非，醫生治病也要收費……還有人說：我們天天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當意外發生，生死關頭，為什么會出現一邊是大學生救人，一邊是打撈船主索費的冷酷現實？面對冷酷的現實，社會應該怎么辦？我們應該怎么看？

　　為此《思想者》開辟《是非評說》專欄，就“為什么底線道德會被重壓在金錢之下？”進行探討。敬請關注。

　　近日，湖北長江大學的15名見義勇為大學生搭人梯救落水兒童、其中3名大學生付出了自己年輕生命的事跡在社會上被廣為傳頌。同時，這件事發生后，趕來的打撈公司船主薄情寡義的劣行也受到了人們的譴責。但是，人們在評論這件事引出的道德話題的時候，似乎意見不盡一致。本人應中國青年報編輯的邀約，談談自己的看法。

　　高尚行為和底線道德

　　一般而論，人具有趨利避害的特性。如果說，有利于個體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或資源謂之利，而不利于個體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或資源謂之害，那么，多數情況下人們趨利避害是人類進化的基本前提。如果每一個人總奉行與趨利避害行為相反的利他主義，人類的進化就完全不可理解。事實上，一切生命體都有趨利避害的特性，惟其如此，生命世界才有蓬勃生機。

　　但是，人生存在圈層重疊交錯的共同體之中，這使人們之間對“利”與“害”的評價有相當大的差異，并且由此產生了社會行為的高尚、平庸和卑下的區分。當共同體的精英分子所倡導的高尚行為有極大影響時，人們甚至不愿意承認人的趨利避害特性。其實，趨利避害的基礎行為與高尚行為兩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精神健康的人生活在共同體之中，而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有密切關系，所以，人們在某些條件下會不同程度地保護共同體的利益。當一個人愛家庭這樣的小共同體時，人們會說他或她是一個負責任的人；當一個人愛一個組織或一個社區這樣的大共同體時，人們會說他或她是一個可信賴的人；當一個人愛自己的國家這樣的更大共同體的時候，人們會說他或她是一個有遠見的人。當一個人的所有這些愛伴隨自己的巨大奉獻和犧牲的時候，人會稱贊這個人是一個高尚乃至偉大的人。總有人會把愛共同體和愛自己統一起來。愛心在自我和共同體之間的天平上越是向共同體傾斜，人們也容易領受到社會榮譽。

　　但是，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人都是高尚的人。具體說，有兩種類型的高尚，不是每一個人都愿意或可以得到的。

　　第一種情況是，只有很少的人會把共同體的利益遠置于自己個人利益之上，愿意在較大程度上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只有少數人在少數情況下會有這樣的行為傾向。這種高尚一般人達不到。

　　第二種情況是，一般而言一個人在自己不受損害或很少受損害的情況下愿意無條件地幫助共同體中的其他人，哪怕這個共同體與他的關系并不緊密，那么，這也是一種高尚。對這一點的理解，要有一種科學的冷靜的心態去理解。心理學家做過許多實驗，證明了這樣一種人們似乎不愿意承認的普遍的現實存在：在自己利益不大受損害的前提下，且在大的場合下，當一個人不去幫助別人而不會有眾人壓力的時候，多數人不會去幫助別人；在一個大的場景下，當一個人判斷可以有很多人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自己只是其中一分子的時候，多數人也不去幫助別人。無疑，離開這些條件，一個人毅然挺身而出去幫助別人，那么，這個人也是一個高尚的人，盡管這個人沒有付出多少犧牲。換句話說，我的意思是，一個人超越了“大場合圍觀者道德”，也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社會的好與壞，可能要看這種人是多還是少。壞人夜晚在大街上強奸婦女，有眾多人聽到呼救聲，但沒有人施救，甚至沒有人報警，這種現象在發達國家有；我的印象是在我們國家也有。社會心理實驗也還證明，在小場合下，即使一個普通人也不大會有旁觀者行為，而處于可能的責任心考慮，愿意幫助別人。寬容地說，不做小場合的“旁觀者”，就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

　　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是人們至少做一個普通的人，而不是高尚的人。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之中，你有條件施救，且不會因施救而對你有危害；如果你不施救，就會有社會壓力，那么，你的施救就是道德底線的要求。如果人人有這樣的道德底線，湖北荊州冷漠的打撈船主就不會存在。

　　打撈尸體船主打破道德底線

　　在我看來，湖北荊州事件中，打撈尸體船主的行為完全違背了道德底線。不要說“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被踐踏了，我看任何主義都不能容忍他們的行為。這些人的道德比“大場合圍觀者道德”要卑下無數倍。

　　在當時的情形下，有大學生下跪求救，且打撈船主最有條件施救；如果不救，社會壓力非常明顯，但他們還是不為所動。這種情形，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心理學實驗也不容易發現。這種現象發生在我們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國家，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依我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應該是超越“大場合圍觀者道德”、崇尚高尚和犧牲的價值。這種價值在任何國家都會受到贊揚。任何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國民超越“圍觀者道德”，做一個前述第二種類型的高尚的人，不惟社會主義如此。

　　有人說，打撈船主的道德是市場經濟的原則，我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當然是等價交換，而交換的反復進行必然在社會上產生誠信的社會風尚。市場經濟良好運行的前提是盡可能地降低交易的成本，其中包括道德風險產生的成本。所以，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還是會支持道德完善的。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許多事情做得很好，但并不是靠市場交換。這也包含了一種信念：世界上總有些事情是不可交易的。由道德底線確定事情不可交易；超越道德底線以后，如果用交易的辦法確定一個人給共同體的貢獻，也談不上高尚。一個共同體為個人服務，個人給共同體“納稅”，這里頭有了守法公民的義務，談不上高尚。事實上，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公民參與各類共同體，并可能向它們作出財物貢獻，堪屬高尚之舉，其中，并沒有金錢交易的含義。

　　如何守住道德底線

　　前面已經說了，我們希望在我們這個社會，大部分民眾的道德能超越“大場合旁觀者道德”，有一點高尚的情操。至少，我們絕不希望有很多荊州打撈船主那樣的無良之人。動輒張嘴要錢，做任何事情都要看錢多錢少；如果沒有錢，就是舉手之勞的事情也不愿意去做，這樣的人少嗎？從最近輿論看，這種人不少。荊州打撈船主在小場合之下不僅做了“旁觀者”，突破了道德底線，還出言恣肆，以為社會道德標準向著自己，向社會良知發起挑戰。我們的確應該認真思索，究竟為什么道德底線被重壓在了金錢之下？

　　首先，我以為需要反思我們體制方面的弊端。我們國家缺乏自治傳統，相應地，有些人也缺乏共同體的責任感，特別是缺乏家庭之上的社會共同體責任感。特別在改革開放前，公權一統天下，滿足了心理學實驗中的“大場合旁觀者道德”存在的條件，滋養了人們依賴公權解決一切公共問題的心理傾向。公權過度擴張，不是在培養人們的公共意識，相反，卻助長了人們推卸責任的小民心態。在社會自治程度比較高的情形下，人們的公共責任有了大小之分，而不會總是存在雷同的“大場合旁觀者道德”發生的條件。改革開放使我們在競爭性的經濟領域有了分權和多元化，但公共領域的分權程度還比較低，而道德問題正發生在公共領域。所以，深化公共領域的改革，不斷增強社會的民主程度，盡可能地下放過度集中的公共權力，廣泛推進社會自治，有利于人們的道德升華。

　　其次，鼓勵國民守住道德底線，并爭取做一個高尚的人，需要一個社會集團來起示范帶頭作用，而不是僅僅樹立少數幾個模范人物。從一些社會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國家看，公共部門的官員最應該發揮示范作用。在官員集團中，不僅僅應有少數幾個焦裕祿、任長霞式的觀賞形象，而且應該讓整個官員集團在總體上成為高尚行為的示范，至少，他們應該是能守住道德底線的人。然而，在目前形勢下，人們似乎不敢有這樣的奢望，只要官員們不搞腐敗，民眾就要燒高香了。毋庸置疑，教育官員克服官僚主義，不搞腐敗，至少做一個守住基本道德底線的人，有助于匡正社會風氣。

　　最后，我們還要充分認識到懲罰失德行為的意義。對于“大場合旁觀者道德”，社會輿論不應該熟視無睹，而應該提倡人們提升道德底線，盡量做一個有點高尚情操的人。對于“小場合旁觀者失德”行為，社會應該譴責，影響惡劣的應該給予懲罰。失德行為發生在公務人員身上，應該給予重罰。

　　在以上三個方面要獲得進步，可能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我們的社會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時期，我們的國民道德也處在歷史轉變過程中。新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標準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們認真做事，特別是政治家們不遺余力地推進社會改革，我們的目標就會越來越近。 (黨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