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在評議“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到底是指什么？說法也相當不一致，甚至有的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這個詞原本不是中國人提出的，如果是指三十年來或六十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我們改革開放的理念、思想、實踐和實踐結果的總括，那我認為叫做“中國案例”更正確，因為“模式”一詞有示范或樣本的含義。

　　實際上，“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是處于“現在進行時”，還在發展中。中國存在著許多需要繼續改革的問題，諸如，東西發展不平衡，南北發展不平衡，貧富不均，教育體制、醫療體制、社會保障不夠全面和公正，腐敗現象的存在等等。但不是中國人自己沒有看到這些問題，而是改進需要過程。看見了，怎么去改革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現在國內外報紙和雜志上又出現一些比較“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的文章。

　　“北京共識”并不是北京提出來的，這是2004年高盛的庫珀·雷默提出的。他多年來研究中國發展道路，他認為“北京共識”，也即中國發展的模式，包括艱苦奮斗、主動創新、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并在發展中積聚能量，循序漸進等等。

　　“華盛頓共識”是世界銀行的威廉森1989年提出的，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后華盛頓共識”是200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史蒂格里茨批判“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現在一些文章中論述起這三大共識之爭，其實并不存在必需要三者選一的回答，這個提問自身是不合理的。

　　中國一向認為自己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政策。對于外國，當然是外國的國情決定他們的政策，我們愿意說明我們的成功和不足，以增加對我們的理解。但絕沒有推廣“中國模式”的意思。至于有的發展中國家參考了中國的某些做法，就像中國參考外國的某些做法一樣，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美國學者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他認為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已經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點了。也即沒有其他的制度和將來可能新產生的制度的空間了。但是最近他對日本一家雜志說，人類思想寶庫還需為中國留一席之地。

　　國際輿論中對“中國模式”的評議，無論是一家之見，還是多家之見，都是僅供參考。我們總得堅持走自己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 趙啟正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