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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導者，應該是一個行動上的領袖而不只是意見上的領袖

　　文/朱旭峰

　　即將首次訪華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和中國探討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但由于美國國會的氣候立法舉步維艱，奧巴馬此行到底能給中國帶來什么，已成為各方猜測的話題。而奧巴馬反過來能從中國得到什么，可能是美國一方更關心的問題。

　　去年美國大選前夕，奧巴馬曾對英國《自然》雜志表態說，他上任后將力爭恢復美國在全球氣候談判中的領導地位。而他10月23日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表演講時，表達了對美國可能失去的可替代石油清潔能源的國家競爭力的擔心。失去清潔能源開發利用的競爭力，美國也將可能在全球經濟中失去領先地位。

　　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在敦促發達國家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在10月22日出版的《自然》雜志撰文指出，為了12月在哥本哈根達成協議，發達國家應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同意到2020年削減排放至少40%，這樣發展中國家才會采取重大行動。而在同期的《自然》雜志上，印度裔學者Rajendra K. Pachauri指出，印度正在采取行動，但印度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Pachauri領導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于2007年和Al Gore共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這里多次提到的“領導地位”，通常指在國際談判中的話語權和游戲規則制定權。

　　一方面，有條件地逐步提高本國的減排承諾并向別國施壓，是發達國家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國際談判過程中掌握話語權的主要手段。

　　例如，英國7月宣布，如果哥本哈根氣候峰會能夠達成一個全球性的氣候協議，英國政府將把減排目標提升到40%。剛當選的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9月7日表示，如果主要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哥本哈根的氣候峰會上就新的氣候協議達成一致，日本將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溫室氣體25%。9月底，美國最新的參議院版氣候法案草案《清潔能源工作與美國電力法案》，將減排承諾從眾議院版的17%提高到20%，同時通過強調所謂的“邊境調節措施”，即“碳關稅”，向別國施壓。這些宣稱的減排承諾和捆綁在一起的附屬條件，都將成為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時的籌碼。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試圖修改《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全球氣候框架，打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二元世界格局，搭建新的框架，讓發展中國家更多地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

　　今年6月德國波恩舉行的今年第二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上，美國提出了“三級世界”構想，其中又將所有發展中國家分為“兩級三類”，即第三級最不發達國家以及同屬第二級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經濟能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如果這一新的全球氣候框架在哥本哈根峰會成為決議的基礎，那“經濟能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替發達國家的部分歷史排放責任埋單。而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這部分國家的行列。

　　可以預見的是，借助在談判過程中確定新能源和新技術的發展方向的主導權，在全球氣候領域的領導者將擁有新經濟的主導權和世界政治的影響力。

　　然而，領導者應該由發展中國家擁護而不是發達國家自封。發展中國家已經提出了“人均排放權”“碳強度”“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等關鍵立場。如今，重新定義全球氣候領域“領導地位”的時候到了。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導者，應該是一個行動上的領袖而不只是意見上的領袖，應該是一個在節能減排的實際行動中做出表率的國家。

　　就實際行動而言，歐洲領先美國。歐洲執行《京都議定書》的承諾，有望在2012年完成承諾的減排目標。歐盟已經建立了碳交易市場并試運行多年，而美國才開始討論在國內建立類似的碳交易市場。歐洲已經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經濟支持用于發展清潔能源及節能技術。11月底，中國—歐盟年度峰會將在中國召開，屆時溫家寶總理和歐盟領導人將重點討論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伙伴關系。

　　目前，許多節能減排技術研發還處于實驗室中試階段，比如碳俘獲和存儲技術。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在開發這些技術方面具有優勢，他們急需擴大試驗規模以驗證這些技術在商業規模運行下的有效性。由于發展中國家未來需要新建許多電廠，發達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尋求技術合作，對節能減排新技術進行共同開發和試驗，以確立相關領域的主導技術。

　　哪個發達國家能夠采取實際行動，更好地與發展中國家展開節能減排的技術合作，誰就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將它的主導技術推廣到全世界，從而建立起全球氣候行動的真正領導地位。換句話說，只要中美兩國在近期達成相關技術合作協議，中國也就有機會幫助美國恢復其在全球氣候領域的領導地位。★

　　(作者為南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