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下，誰在生產的現場，誰的生命將會置于危險？煤礦的決策者、管理者顯然不在那樣的處境，于是很可能“麻痹”地作出危險決策，而礦工是被決策和被管理的，如此出現的一個結果便是，有人對他人的生命不負責，有人對自己的生命無法負責。

　　黑龍江省鶴崗礦難已被認定為責任事故。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國有重點煤礦原則上每個采區同時作業的采掘人員每小班不得超過100人。作為國有重點煤礦的新興煤礦，卻硬在一個采區安排了528名礦工同時作業。國家煤礦安監局局長趙鐵錘指出，這次傷亡巨大和作業面人員過于集中有關。

　　“責任事故”，這個定性聽得已經非常多了。除了地震和洪旱災害，我們聽到的幾乎所有重大人員死傷事件，都會被定性為“責任事故”。

　　責任事故，其實又是沒有人能夠負得起責的事故。事故的責任可以被追究，但誰能對傷者的疼痛有任何減緩，誰能對死亡有任何回轉之力？責任事故，只能是告訴人們事故屬于人禍，但沒有人具備把事情恢復原狀的責任能力，對生命來說，尤其不可能。

　　鶴崗礦難被認定為“管理混亂”所致。4年前，同屬龍煤集團的七臺河煤礦曾經發生瓦斯爆炸，殞命170多條。今天，同樣的原因，100多條生命又被斷送在龍煤集團手中。

　　礦難在哪個礦里發生，原不分國有民有，大型小型。一直以來，我們得到的概念，似乎礦難就是民礦、小礦或者私礦的特產。我們的譴責，經常指向“黑心礦主”。然而，真實的情況或許是，礦大礦小只不過意味著礦難的規模，而國有民有，礦難的概率也是同態分布。礦難在各種礦的發生頻次，只是顯示各種礦的數量比例而已。

　　黑龍江省省長栗戰書談到鶴崗礦難的原因時說，國有重點煤礦近四年安全形勢比較平穩，一些煤礦企業思想麻痹；一些產煤市地方政府“不能妥善處理發展和安全生產的關系”。

　　這些話耳熟能詳。如果更加本質一點，“思想麻痹”也好，“不能妥善處理發展和安全的關系”也好，這些詞匯背后，其實是把生命視為了發展經濟的工具。作為一種生產工具，已經遠離了“以人為本”，人不再是血肉之軀，不再是感情和希望的發生者，也不再是一切行為的目的，而僅僅是“生產力”的一個方面。

　　在井下，誰在生產的現場，誰的生命將會置于危險？煤礦的決策者、管理者顯然不在那樣的處境，于是很可能“麻痹”地作出危險決策，而礦工是被決策和被管理的，如此出現的一個結果便是，有人對他人的生命不負責，有人對自己的生命無法負責。

　　一部電影《血鉆》，讓人們看到非洲鉆石貿易的非道義后果。現在我們也有“血煤”的概念，但基本上，這只是一個比喻。這個比喻是醒目的，也寓含道德立場，然而對遏制血煤開采和權力決斷生死有何實際意義嗎？一種反道德、非人道、非法律的生產，其產品是否應當受到限制，一種對他人生命加以輕妄決斷的權力，其合理性是否應當被審視？

　　或許，作為一種基礎能源，尤其在“血煤”無處不在的情況下，杜絕“血煤”是困難的，然而，我們至少要意識到，礦難產生的本質到底是什么，人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為了讓權力不敢“麻痹”，我們必然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劉洪波(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