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浙江省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會議上，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輝忠坦言“打擊黑社會保護傘力度不夠”，他表示，從目前浙江“打黑”情況看，涉案人員沒有一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跟犯罪規律是不吻合的，沒有保護傘，黑社會組織不可能長時間生存。

　　據悉，自2006年中央部署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浙江已打掉近1400個惡勢力犯罪團伙，抓獲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萬余名，破獲刑事案件1萬余起。因黑惡勢力而引發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聚眾斗毆等案件都有明顯下降。但在萬名“涉案人員沒有一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一事實面前，上述數字所代表的“打黑階段性成果”難免打了折扣。

　　回顧2000年開始的那場聲勢同樣浩大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各級公安部門也不乏這樣的“打黑戰果”。在當年已然取得“涉黑案件明顯下降，社會治安明顯好轉”之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陰影卻揮之不去，涉黑犯罪重又攀升。這也成為公安部不得不下決心在2006年再啟“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今天的“打黑”戰果雖然未必就是對2000年“打黑”成績的否定，卻至少說明當年轟轟烈烈的“打黑”運動尚留有“后遺癥”沒有解決。

　　從刑事立法上看，我國并無“黑社會”，而只有“黑社會性質組織”。這一名稱獨具特色，卻也面臨法律困境。2000年“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展開后，最高人民法院迅速推出了一個司法解釋，明確“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應具有以下特征：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暴力破壞性和國家工作人員提供非法保護。

　　這份司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并未像預期的那樣發揮出巨大的作用，相反又導致了新的難題，那就是：“保護傘”應否成為涉“黑”犯罪的必備要件。當時的偵控部門按涉“黑”犯罪偵結并移送起訴的案件，很多就因為在“保護傘”上證據不足而未被法院認定。

　　為此，2002年4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對刑法第294條第1款的立法解釋，除在“組織結構、經濟利益、暴力破壞”等幾個特征上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保持一致以外，此次立法解釋僅強調“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由此，有無“保護傘”不再被視為界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必要條件。

　　實踐中，的確存在有“黑”無“傘”的情況。這也符合涉黑犯罪的特征。但有“黑”無“傘”雖屬正常，像浙江抓獲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萬余名卻無一個“保護傘”，絕對不正常。打“黑”更要打“傘”，因為“保護傘”本身就是最大的“黑”。所謂“除惡務盡”，就是不僅要除去表面的惡，還要去除惡的根源。若“傘”下的“黑”被打了，“傘”仍然存在，另一些“黑”還會進入“傘”下。

　　立法將“黑保護傘”不再界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必要條件，是務實之舉。但這一解釋并不是要為“黑保護傘”提供避風港。沒有“傘”的不能強求一定要有“傘”，有“傘”的則還要堅決打掉。有公安機關的重要領導能夠認識到“打黑不打傘”的問題，并敢于公開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是個進步。這是批評，也是自我批評。但自我批評不能限于姿態，更重要的是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