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想到了上海“釣魚執法”案當事人孫中界。在浦東方面對他道歉后，孫中界說：如果他們按正常手段采集證據，應該給我一個清白，給出道歉這個結果不出乎意料。和孫中界一樣，沁陽“誹謗案”當事人之一張中芳說，“只有明確宣布無罪，并追究枉法辦案的公檢法三家的責任”，他們才肯接受國家賠償。

　　筆者相信，隨著報道的跟進，“被誹謗”的村民應能迎來道歉；那位村支書是否涉嫌“貪污”也能水落石出。但這是以案件當事人付出被關押數百天的代價換來的。而且，與村民們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覺醒相比，當地相關部門表現出的態度，只能用“蠻橫”來形容。

　　報道中的兩個細節能佐證這一事實：其一，沁陽市山王莊鎮黨委書記張沁峰談及“誹謗案”時認為，涉案村民的行為已對社會秩序構成嚴重影響。原因是，“如果其他的村莊也效仿趙滿倉等人的行為，那我們的工作還怎么開展啊？”其二，據村民們的辯護律師稱，在省委督察組介入調查后，新任沁陽法院院長曾于9月19日左右到京找他“匯報工作”，懇請他動員村民們同意接受取保候審的安排，甚至許諾律師費可以由他們安排支付。

　　如此看來，要想使那些知法犯法的公權力告別蠻橫，僅有公民意識的覺醒與生長是不夠的。沒有公正平等的對話平臺，公權力可以“欲治之罪，何患無辭”，同時，他們相信權力和利益能夠“擺平”正義。如此情況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關注：在構建民意對話公權力公平公正平臺的同時，還應用相應的制度改革的方式，督促和鞭策公權力養成自查、自省的謙卑秉性。 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