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上午，制造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的張明寶站在了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人席上。

　　這名在不到四年時間里創下80次違章記錄的“高分司機”最終因醉酒駕車釀成5死4傷，被檢察機關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訴。

　　如今，站在法庭上的張明寶已是一臉悔意。

　　縱觀2009年，類似“6.30”特大交通事故的慘劇一次又一次地在全國多個地方被“復制”。面對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要求嚴懲的呼聲，立法部門正探索著予以回應，執法部門也在實踐中摸索前行。

　　一“罪”成名惡性案件背后的刑罰“變遷”

　　2009年6月30日，在張明寶的記憶中也許是黑色的；但是，對于那5條被呼嘯而馳的車輛帶走的生命來說，張明寶卻沒有給他們可以去回憶的機會。

　　而11月27日的庭審，讓法庭里的眾人再一次重溫了那場慘劇……

　　當晚8點左右，張明寶飲酒后駕車回家，途中車輛突然失控，撞倒9名路人，并撞壞6輛在路邊停放的轎車。最終，被撞倒的9人中5人死亡，4人受輕傷，死者中還有一名身懷六甲的孕婦。經抽血化驗鑒定，張明寶血液中的乙醇濃度達到了381.5mg/100ml，屬嚴重醉酒駕駛。

　　法庭上，公訴機關稱，張明寶的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建議法庭據此予以量刑定罪。庭審進行了約兩個小時，因案情重大，法庭宣布，此案將擇日宣判。

　　張明寶案的審理讓“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再一次“萬眾矚目”。

　　今年7月，當張明寶還面對著“千夫所指”之時，從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傳來的一聲的法槌聲，將人們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在這個曾經看似離我們很遙遠的法律術語上。

　　7月23日，因無證醉酒駕車造成4死1傷的孫偉銘，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孫偉銘由此成為因醉駕被判處死刑的第一人。經上訴，9月8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孫偉銘無期徒刑。

　　就在四川省高院宣布改判的當天，最高人民法院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出解釋：“行為人明知飲酒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規定。”

　　翻閱相關資料，記者發現，長時間以來，在懲治醉酒駕車行為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出現頻率以及熟知度遠遠高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于這種罪名的“變遷”背后的成因，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屈學武告訴記者：“交通肇事犯罪是一種過失犯罪，對于造成的結果是行為人始料不及的，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種間接故意犯罪，要求行為人對于行為的后果是一種放任心理。例如孫偉銘案中，他是在連撞多車多人后被迫停下來的，其放任的故意已經非常明顯，如果仍以交通肇事罪予以處罰，在主觀上不能反映行為人的真實情況，容易產生量刑畸輕的問題。”

　　“雙高”效應高發案高關注推動規定修改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國發生的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案件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而且，在這樣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后，還有長達20余年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數的持續增長。

　　同時，在采訪中，在坊間流傳的一種說法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酒后駕車交通肇事案件在今年集體“爆發”，從而“助”其成為今年的法治焦點。

　　面對這樣的說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交通管理工程系教授丁立民和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頻頻搖頭。他們一致認為，并非案件本身的特點或惡性程度發生了什么變化，更重要的還在于媒體的關注和群眾更加注重生命安全的思想觀念的轉變。

　　丁立民說：“事實上，酒后駕車每年都在引發惡性事故，而且數量不在少數。今年所發生的數起廣受關注的案件，在我看來與以往并沒有太多不同。但不可否認，這種關注本身對于我們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立法，強化執法以及加強正面引導等工作來說，無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據了解，今年9月，各方專家齊聚公安部，就交通立法如何對酒后駕車這一社會熱點問題做出回應進行座談。研討會結束不久，公安部就正式發布《關于修改酒后駕駛有關法律規定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一系列大力度的修改引發了大范圍的討論。

　　征求意見稿不但加重了醉酒駕駛和酒后駕駛的處罰力度，而且首次明確了“與醉駕司機同乘一車的乘客也應進行處罰”，規定對酒后駕駛不勸阻、不制止的同乘者予以罰款，同時還探索適當降低飲酒駕駛和醉酒駕駛的最低標準。

　　曾受邀參加公安部組織的專家研討會的余凌云告訴記者，盡管對于醉酒駕車是否入刑的問題，專家們仍存很大分歧，但應該看到，在酒后駕車行為受到公眾高度關注的背景下，公安部門通過修改相關規定予以回應，表明了相關部門對于公眾廣泛關心的問題積極予以回應的一種姿態。

　　治標？治本？醉駕入罪引發激辯

　　隨著公安部征求意見稿的出臺，人們對于醉酒駕車的關注由單純的案件，調整到了理性思考和判斷的層面，醉酒駕車是否應該入罪成為了新的“焦點”問題。

　　屈學武就是入罪說的積極響應者。他認為：“雖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能夠對醉酒駕車導致嚴重后果的駕駛員給予嚴厲懲處，但畢竟這一罪名的成立必須以造成嚴重后果為前提，而事實上喝醉后仍然駕車，其行為本身就已經對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脅，如果一定要等到導致嚴重后果后才懲處，無疑對于保護社會公共安全來說已經太晚了。”

　　同時，屈學武指出，現在對于未造成后果的醉酒駕車行為，都是通過行政手段予以處罰，處罰的力度非常有限。

　　記者了解到，今年8月，一家媒體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有64.6%的人贊成將酒后駕駛罪納入刑法。

　　面對贊成派的“慷慨陳詞”，作為反對大軍中的成員，丁立民和余凌云也是“不甘示弱”。

　　在丁立民看來，目前治理酒后駕車行為最大的誤區就是過分地依賴法律，總覺得法律應該細化再細化，但事實上酒后駕車的交通肇事行為與其他的交通違法行為并沒有什么不同，單純靠立法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需要的是一個長期、綜合的治理過程。

　　“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除道交法外，刑法中已有兩條罪名可以適用于酒后駕車行為，已經足以解決醉酒駕車的法律責任問題，再單獨設立罪名是立法資源的浪費。”余凌云也表示，目前，人們過分地關注交通部門、政府部門應該采取哪些措施，醉酒駕車是否應該入罪等問題，而這些都不是解決醉酒駕車的根本，根本點還在于要改變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的一種行為模式，扭轉“酒文化”中不健康的認識。

　　追根溯源糾正行為慣式關鍵在“長效”

　　“我們不能期待通過立法加重處罰就能徹底糾正醉酒駕車違法行為。只有人們真正意識到，醉酒駕車是對交通秩序的破壞，是對自己生命不負責任的時候，人們才可能自覺地遠離醉酒駕車行為。”余凌云認為，醉酒駕車交通肇事案件如此高發，與我國的文化有密切關系，大家普遍存在”無酒不成席“的觀念，而要通過立法糾正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行為慣式是相當困難的。

　　2009年8月15日，公安部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嚴打酒后駕駛行動。公安部副部長黃明曾表示，我國是一個“酒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度，整治酒后駕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探索建立長效機制，推動治理工作制度化、常態化、規范化。

　　據介紹，嚴厲整治酒后駕駛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截至10月15日，全國共查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12.2萬起，其中醉酒駕駛1.9萬起，因酒后駕駛導致事故起數、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34.5%、38%。

　　對于如何建立長效機制，丁立民認為，交通違法行為的管理并不單純是一個法律問題，它需要科學的管理方法和執法方式做支撐。嚴重的交通違法行為應該常抓不懈，要靠不定期、不定時、不定點的管理，形成一種高壓態勢，才能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而且，治理酒后駕車行為也并不是交管部門一個部門的職責，交管部門更多的職責在于對違法行為的查處，要杜絕酒后駕車現象最重要的是要注重教育，強化各個單位和個人的交通安全責任，引導人們樹立新的文化觀念，讓大家自覺服從“安全”，加強自律。本報記者 李松 黃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