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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道生,1942年生,社會學家、中國著名的反腐敗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從事社會問題與國民心態研究、反腐敗研究。研究反腐敗問題長達20余年,作品逾600萬字。主要代表作有:《中國社會的困感》、《劇變社會期中國的腐敗與反腐敗》、《罪犯改造心理學》、《中國青少年犯罪的社會學思考》、《社會發展與道德衰退》等。發表文章數百篇,并被廣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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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建議赦免貪官原罪

　　今年7月,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建議,“中央能否確定一個時間點,比如明年1月1日,只要從此不再有新的貪污受賄行為,以往的貪污受賄行為就不再查辦”；甚至還提出,“為了建立長久有效的反腐制度,中國人民必須犧牲一次,寬恕一回�！�10月23日《東方早報》上,著名評論家潘洪其提出了“‘赦免貪官原罪’與妥協”、“赦免貪官原罪是改革的必要代價”的“赦免貪官原罪論”。

　　關于赦免貪官的具體操作手法,“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提出,建議對在實施“反腐敗法”之前的規定時期內退還不法收入的,不論干部職級,不論問題大小,一律免除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法律責任,原政治、經濟、生活待遇不變；對沒有按期退還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開除公職,并存檔備案,永不敘用；經濟上,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并處以高額罰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標準處罰……

　　昨天,處于“打黑風暴眼”的重慶高調宣布:將試點開展司法機關部分重要崗位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

　　這是今年以來我國第7個提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的地區,此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縣、上海浦東等地已有類似提法。而在改革前沿的廣東,東莞市已建立了全市627名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從業信息數據庫。

　　這讓“官員財產公示”這一老話題再度升溫。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這被外界廣泛解讀為,標志著“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即將進入具體推廣、分步實施的階段。最近一段時間,部分專家、學者呼吁以“赦免貪官原罪”的政策來換取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確立。

　　該不該赦免“貪官原罪”,換取“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確立?本報記者專訪了研究中國腐敗問題20余年的著名反腐專家———邵道生。

　　批駁“赦免貪官原罪論”

　　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決不能“劃江而治”

　　“赦免貪官原罪”從根本上違背了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如果實施,就會出現一個可怕的后果:所有犯罪分子的“原罪”都能“被赦免”,那么法律就沒有什么尊嚴了,社會肯定會大亂

　　記者:您研究腐敗與反腐敗已經有二十余年了,對最近出現的“赦免貪官原罪論”的觀點您怎么看?

　　邵道生:其實,“赦免貪官原罪論”并不是新的,王明高先生十年前就提出“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經濟上退贓”的所謂“特別方略”。

　　我對這個“赦免貪官原罪論”的看法是:這是個違背民意、違背法理、違背反腐敗斗爭規律的“餿主意”。

　　記者:這些學者根據“政治妥協”的邏輯,以赦免貪官“原罪”來換取“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臺,這可能將是中國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難道這種“政治妥協”不對嗎?

　　邵道生:我認為很不對。因為此舉表明他們并不真正懂得反腐敗斗爭發展的規律。

　　當今腐敗現象“穩中有降”、在一些腐敗高發領域初步得到了遏制、腐敗分子進入了“受審高峰期”。在當今是“將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還是來一個“劃江而治”之類的“政治妥協”我的觀點是贊同前者而反對后者,所以我認為,“赦免貪官原罪論”是反腐敗斗爭過程中綏靖主義思潮的一個反映。

　　記者:但是,這些學者聲稱他們考慮的是既要破除官員的抵觸心理又要避免社會動蕩的現實,對此,您怎么看?

　　邵道生:站在腐敗官員的立場來說的確有點“合理”,然而站在社會的立場來說,就很不公正了。因為它從根本上違背了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如果實施,就會出現一個可怕的后果:所有犯罪分子的“原罪”都能“被赦免”,那么法律就談不上法律了,也就沒有什么尊嚴了,社會肯定會大亂。同樣,對“反腐敗斗爭”,腐敗官員有“抵觸心理”,那么對“嚴打刑事犯罪”犯罪分子就沒有“抵觸心理”了?所以這個觀點是建立在“腐敗官員”比“刑事犯罪分子”享有“法外赦免權”的基礎上,合理嗎?行得通嗎?

　　設定腐敗豁免期?

　　光靠“一紙通告”治不了腐敗

　　有學者說得好:“特赦、和解與寬恕的前提,必須是一方自認其罪或經法庭判決有罪。”腐敗分子“自認其罪”了嗎?“經法庭判決有罪”了嗎?都沒有啊!

　　記者:王明高先生提出,在實施“反腐敗法”之前設定豁免期限,對貪官分別處置的意見是不是也有可取之處呢?

　　邵道生:我認為這個觀點有點不太懂歷史,有點“一廂情愿”。歷史的經驗證明,光靠“一紙通告”來反腐敗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早在1989年,最高法和最高檢就發布過一個《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規定:“凡在通告期限內自首坦白的腐敗分子‘一律從寬處理’。”但是,效果如何呢?不能說一點沒有,在“一段時間內”也曾出現過一些“自首坦白分子”,然而,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沒有多久,就迎來了中國的腐敗高峰期。這類“通告”式的“制度規定”沒有真正遏止過腐敗犯罪的繼續發展與泛濫。

　　現在,浙江、江蘇以及深圳、珠海等20多個省市廉政賬號的不同退贓賬號里的資金已達上億元。但是,與現實中天文數字的腐敗金額相比,這個數字幾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鑒于這一歷史教訓,福建省紀委發出“全省各地、各單位全部撤銷已設立的廉政賬戶的通知”。

　　有的學者說得好:“特赦、和解與寬恕的前提,必須是一方自認其罪或經法庭判決有罪�！备瘮》肿印白哉J其罪”了嗎?“經法庭判決有罪”了嗎?都沒有啊!在這種情況下試圖通過這些“赦免貪官原罪”的“特別行動”怎么能打贏這個關系到國家和黨生死存亡的戰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