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上書部分內容

　　-對話·王錫鋅

　　(5名建議人之一、北大法學教授，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拆遷泛濫源自拆遷權下放

　　“自焚事件”促成建議

　　記者：2001年，《拆遷條例》即已出臺并實施，為何現在提出廢止或修改的建議？

　　王：對于《拆遷條例》，我們一直在關注。尤其是在《物權法》出臺后，我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相抵觸的地方，一直想呼吁對它進行修改。最近，各地發生了多起因拆遷引起的極端事件，包括成都一名被拆遷人自焚事件等。針對這些事件，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予以解決，但都是治標之策。這一系列具體事件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我們希望在這個時候提出建議，引導公眾去關注制度層面的問題，促進問題從根本上的解決。

　　拆遷的前提是征收

　　記者：拆遷很復雜，您認為出現各種極端事件的原因在哪里？

　　王：拆遷的前提是征收。房屋是公民的合法財產，只有國家才有征收權，這種征收權可通過各級政府實現。按照《拆遷條例》的規定，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可以將這種權力下放給開發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收回的是土地，然后出讓給開發商。至于本該征收后再拆遷的房屋，則交給了開發商。因此，開發商很容易就得到拆遷許可。一旦獲得拆遷許可，就能依法拆遷了。

　　記者：拆遷就變成居民和開發商之間的事了？

　　王：是的。征收、補償主體應是國家，征收、補償法律關系應是行政法律關系，但《拆遷條例》卻將補償主體定位為拆遷人，將拆遷補償關系界定成民事法律關系。

　　這種情況下，加上各種復雜的利益，開發商自然會積極拆遷，產生沖動，出現暴力拆遷等問題，導致拆遷泛濫。地方政府通過下放權力，使拆遷變成一件很便利的事情，自然也愿意維護這樣的局面。

　　補償標準應市場化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被拆遷人就變得很被動？

　　王：事實上，在開發商和被拆遷人談拆遷的時候，已經不存在拆還是不拆的問題，因為開發商已經拿到拆遷許可了，所以是一定要拆的。而按照法律規定，除了涉及公共利益的，比如修路、架橋等，拆遷時應該得到房屋所有人同意。

　　記者：有的被拆遷人不同意拆遷，卻又不得不拆遷，“釘子戶”就出現了。

　　王：被拆遷人不能決定是否拆遷，因此他希望得到更多的拆遷補償。“釘子戶”多數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補償。有人說，被拆遷人漫天要價，出現了很多拆遷富翁。我看這個不一定，是否漫天要價是標準不一樣。如果按照房屋的建設成本來看，很多被拆遷人的要求的確是漫天要價。問題是，按照當年的建設成本，他現在能買到同樣的房子嗎？因此，拆遷的補償標準應該市場化。這個補償應該由政府在完成房屋征收的時候，同時完成。

　　修改可免諸多矛盾

　　記者：在城市發展中，拆遷不可避免，如果《拆遷條例》被修改，這一領域的問題豈不是更沒有規范了？

　　王：拆遷的問題有兩個核心，一是拆遷是否必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二是拆遷補償是否公平合理，公平合理的補償就要參考市場來定價。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就解決了根本。如果還有漫天要價的情況，一方面會遭到民眾的譴責，另一方面可啟動強制拆遷。強制拆遷應該是法律可以賦予地方政府的一種權力。我們希望將《拆遷條例》中與法律相抵觸的部分廢止，啟動綜合調研，制定比較全面的關于征收和拆遷方面的法律，通盤考慮城市發展和拆遷中的各種法律問題。

　　記者：這是你們提建議的目標？

　　王：是。最低的目標是引起公眾和立法機關的注意，進行相應修改。對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充滿信心。

　　記者 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