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官員透露,國務院正準備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目前已組織國務院法制辦、國土資源部等部門進行前期立法調研。同一天,北大5位教授聯合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廢止或修改《拆遷條例》相關條款,稱該條例為強拆行為撐腰。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增加居民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顯而易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要加快,伴隨城市化的征地拆遷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如何不讓拆遷糾紛成為民生之痛、經濟發展障礙,是我們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目前的拆遷條例，不但與 《物權法》《憲法》等上位法“打架”，而且在各地引發了不少拆遷悲劇。按理說，這一條例應該早做修改，作為《物權法》的配套法規出現。有媒體也曾披露，《拆遷條例》將在2008年完成修改。然而，到了今天我們才聽到立法調研的腳步聲。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擋了拆遷條例及時修改呢？

　　有學者披露,拆遷條例修改的阻力較大,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地方政府。在我看來,為公共利益而立法,任何人都沒有理由來阻止。如果能在去年完成拆遷條例修改,相信今年發生的拆遷悲劇或許可以避免。可見,為公共利益而立法不可猶豫,否則,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如何來修改拆遷條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肯定的是,拆遷條例的修改不能僅僅是避免法律之間 “打架”,也不僅僅是區分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我以為,修改拆遷條例的關鍵問題是讓拆遷補償必須公平合理,因為公平是法律的基本準則,無論是公益拆遷還是商業拆遷,合理的拆遷補償都是必須的。之前發生的帶血拆遷,基本上是因為補償問題。

　　要想讓拆遷條例在補償問題上公平合理,顯然,拆遷者與被拆遷者的談判地位必須是平等的。表面上看,目前拆遷者與被拆遷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但實際上二者的地位極其不平等,暴力拆遷、強制拆遷就是明顯的例證。因此,如何讓拆遷雙方地位平等起來,是立法者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在我看來,修改后的拆遷條例一方面要切實保障被拆遷者的公民權利,提升被拆遷者在拆遷補償談判桌上的公平地位。另一方面是限制拆遷者的權力。只有雙方地位真正平等,才能找到合理的平衡點。法規尤其是要限制拆遷者的權力,讓權力不敢也不能胡作非為。

　　我之所以強調修改拆遷條例的核心是限制權力,是因為政府壟斷著土地供應,是土地使用權的惟一出讓主體。過去之所以由開發商主導拆遷過程,完全是因為政府只管賣地數錢,把拆遷的權力轉手給了開發商,加之官商勾結,某些地方政府往往就站在開發商一邊,被拆遷者面對強大的權力必然就處于弱勢。

　　據報道,在2008年城市拆遷條例提交討論的草稿中,開發商主導拆遷過程的舊模式將變更為政府主導模式。有媒體隨即指出,城市拆遷政府應是仲裁者而非主導者。我以為,目前我們的供地體制決定了只能由政府來主導拆遷,仲裁者應該是獨立的司法機構。一旦政府主導拆遷,由于會顧及政府形象,類似于半夜三更的野蠻拆遷或許會減少許多。我們不能指望開發商文明拆遷,只能指望政府文明拆遷。

　　因此,我認為修改拆遷條例的核心是限制權力,防止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在拆遷過程中濫用權力,制造悲劇。（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