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網帖曝光“貧困縣女檢察長開百萬豪車”，經過層層追查，最終導致內蒙古自治區阿榮旗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麗潔于12月20日受到黨內警告和行政警告處分，并提出辭職。

　　11月27日網絡發出首條帖子，幾天后再曝檢察院蓋豪華辦公樓，盡管阿榮旗檢察院早前聲明“女檢察長買豪車蓋豪樓”是網絡誹謗，但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局、檢察院在詳細調查后發現，劉麗潔擔任檢察長期間向當地企業借用一輛價值78萬元的大眾途銳越野車，違反了中央關于廉潔從政的要求。

　　2009年，互聯網來到中國的第15個年頭，3.38億網民構成的網絡社區使中國開始進入“網媒聚光燈和大眾麥克風”時代。與此同時，“網絡曝光”也開始成為中共的反腐新手段。

　　“天價煙”當事人、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今年10月因受賄100余萬元，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正是網民通過“人肉搜索”揭出他抽“天價煙”、戴“天價表”的照片，最終導致他落馬的。這起事件甚至被認為是中國“網絡反腐”的標志性事件。

　　央視新址火災、杭州飆車撞人事件、云南看守所“躲貓貓”事件、貴州習水“嫖宿幼女”事件、上海“釣魚”執法事件……越來越多的熱點新聞不再是通過傳統媒體，而是首先通過網絡被迅速炒熱、放大。

　　網絡信息傳播形態的急速變化，不斷涌現的“公民記者”，讓中國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面對的輿論壓力陡然增加，也推動“網絡新聞發言人”成為2009年的新名詞。

　　自8月初廣東省工商局針對反映韶關工商局“涉嫌濫用職權”的網帖以“廣東省工商局網絡發言人”的名義予以回復后，9月初，貴陽市人民政府“網絡新聞發言人”正式亮相。

　　短短幾個月內，“網絡新聞發言人”迅速從“新名詞”走向“常態化”，南京、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市政府、有關部門等紛紛效仿。面對甲型H1N1流感疫情嚴峻態勢，衛生部也通過“網絡發言人”隨時公布重大疫情和防控舉措。

　　“政府不僅要學會‘與媒體打交道’，更要學會直面龐大的網絡受眾。”貴陽市政府“網絡新聞發言人”、市政府副秘書長曹毅說。他表示，網絡輿情的變化促使政府角色不斷調整，網絡新聞發言人的設立是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互聯網空間的延伸和拓展，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種新渠道和方式，體現了政府主動面對社會、公眾的開放態度。

　　11月21日，地處中國西南的昆明市螺螄灣批發市場上萬商戶因不滿被拆遷而游行，造成交通擁堵。“昆明出事了”，像不少群體事件一樣，關于這起事件的帖子開始在網上迅速流傳。

　　當網民還來不及討論、猜測的時候，云南省政府新聞辦除了立即召開“網絡新聞發布會”外，還馬上開設了中國第一家政府微博客“微博云南”，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的來龍去脈。

　　貴州省委宣傳部網絡處處長哈思挺說，日益開放透明的輿論環境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僅面對輿論壓力要有承受能力，更要提升應對水平；不僅要使信息公開成為常態，更要學會主動研判網絡輿情；不僅要在突發事件發生后被動應對，更要將輿論引導作為事件處置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面對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各級政府應對能力仍參差不齊。

　　“很多地方政府似乎還不太習慣與網民打交道”，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趙振宇教授說，湖北應城市長信箱回復網民“沒時間瞎扯”等事件說明，某些政府部門還在用“官僚作風”對待網民，或者在突發事件中按傳統思維“捂”新聞，希望縮小事件傳播范圍，這樣的方式顯然已經過時了，只能讓政府公信力打折扣。

　　一些專家提出，政府扭轉角色、主動觸“網”是好事，但不能“新瓶裝舊酒”，要及時對網民反映的問題和提出的意見予以恰當答復，做到與網民“有來有往”，才能發揮出網絡新聞發言人的最大功效。

　　“網絡時代中，民眾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信息，同時信息還得權威準確，否則就會謠言四起”，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絡系副教授洪杰文說，網絡發言人要具備迅速反應能力，同時還要做到發言精確權威，用事實說話，避免使用模糊辭令，減少網民猜想空間。(新華社記者 王麗 查文曄 費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