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推進程度如何?

　　審批項目能否真正取消關系改革成敗

　　“能不能進一步增強服務功能是考驗深圳機構改革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廣東省社科院丁力教授如是表示。

　　這次改革共取消、調整、轉移284項職責及行政審批事項,政府不再承擔或不再直接辦理的有關等級評定、標準推廣、業務培訓、辦展辦會等事務性職責共90項,同時增加了73項民計民生領域的政府職責。

　　深圳民間觀察者金心異表示,改革幾個月以來,“大部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轉變政府職能,將‘計劃管理型’或者說叫‘統治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

　　大部門整合、工作流程的優化都已經進行完畢,但對于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編辦主任王敏來說,改革攻堅才剛剛開始:“下一步政府審批項目取消多少,能不能落實,是機構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最關鍵因素。”

　　在政府職能轉變中,有這樣一個例子屢次被提及。

　　一直以來,成立駕校都是需要交通部門審批的,而此次改革中,深圳取消了“從事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業務”的行政審批,直接將“審批制”改為了“核準制”。這意味著深圳市交通運輸委的工作將不再是以前的嚴把“審批關”、控制駕校數量,而是設置準入門檻,將精力主要放到市場監管上去。

　　“要有一個非常科學合理的準入制度,要研究一套市場監管的辦法,要和相關部門設計聯合管理的機制……”王敏表示,某項職能的調整、轉移,實際上背后的落實需要一整套制度,需要調整政府管制的方式。

　　“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被調整,各個部門只有跟著去調整管理方式、工作方式,才能真正把改革落到實處,做到‘管而不死,調而不亂’。”王敏表示,下一步深化改革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機構拆分可以在一天內完成,領導人事安排可以在一星期內完成,人員安置可以在兩個月內完成,但每一項行政審批事項的調整、取消卻并不是從紙上劃去那么簡單,從調整、取消到建立新的管理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很多工作需要再造,這是一次相當大的轉折。”深圳市委黨校教授傅小隨表示,轉折本身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應該允許改革有一個過渡階段。

　　改革是否會回潮?

　　“到目前為止,還沒人來找我要編制”

　　“2004年減到了35個部門,而2009年改革前又恢復到了46個,這次改革會不會變成新一輪的折騰?”一名媒體從業者在改革方案發布后質疑道。

　　確實,在改革初期的振奮過后,許多人都會對改革成效充滿期許。

　　“過去是各個部門打報告,要求增加編制、機構,編辦天天要研究、應付。改革之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來找我要過編制。”整天和編制打交道的王敏透露道。

　　此次改革,處處透露著一個“減”字,減機構、減編制、減領導職數,但采訪到的部門負責人又紛紛不經意間給記者算了一筆“加法”。

　　原深圳市文化局、旅游局、體育局共有24個處室,184個編制,改革后,處室減少到16個,編制減少到145個。“編制雖然減少了,但具體到某個處室來說,人員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陳威透露,機構改革后,兩個方面多了:一個是各個處室的編制不降反增,一個是工作戰線從兩、三條增加到了五、六條,面更廣了。

　　對于這次機構改革中成立的“巨無霸”部門科工貿信委來說,這樣的加減法同樣適用。科工貿信委整合了原貿工局、科信局、高新辦等5個部門,過去5個局7大部門的55個處室壓縮到了29個,涉及420多名公務員。改革后,辦公室從5個減少到1個,法規處、人事處、計財處分別從3個、3個、2個減少到1個,僅綜合部門就減少了10個。

　　“改革給科工貿信委大大節約了編制,等于給他加人了,甚至有些部門還增加了部門和職數。”王敏解釋說,需要人的部門需求得到了滿足,但政府總的編制并沒有增加。“到目前為止,機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資源,釋放了更多的效率———無形編制”。

　　在科工貿信委主任王學為委婉地拒絕記者的專訪時,他這樣答復記者:“改革措施剛剛落地,成效要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能逐漸顯現。”

　　持有類似論調的部門還有不少,對于這場改革,正如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許勤所說,目前談論深圳改革的經驗還“為時尚早”。

　　“拆違執法的事情,原來是城管執法隊來查,現在給了規劃國土委,但規劃國土委的三級執法體系還沒有建立好,給查違留下了空白。”傅小隨告訴記者,部門職能轉移到新的部門容易出現漏洞,而這個問題要真正解決,估計還要半年時間。

　　王敏透露,在改革半年之后,編辦將在公務員內部組織一場調查,以座談會、個別交流、填寫問卷等形式來評估改革的成效。

　　深圳改革是否徹底?

　　“深圳不能直接套用黨政合一模式”

　　7月31日,深圳的機構改革方案出臺,各方反應強烈,輿論壓力空前,網絡上更是吵翻了天。

　　9月16日“石破天驚”的順德機構改革方案出爐,順德區的黨政機構將由原來的41個精簡到16個,縮減近2/3,政府工作部門減少到只有10個,并增設區政府政務委員,與區委常委、副區長一起兼任16個大部門的首長。

　　“順德方案出臺后,立即吸引了社會輿論的注意,我們頓時感受到了壓力的減輕。”王敏承認,順德改革的范圍、力度更大,這讓深圳改革輿論壓力驟減。

　　11月2日,珠海大部制改革方案出臺,其中隱約可以看到深圳改革的影子———珠海也組建了一個“巨無霸”式的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局,并將原已實行大部制的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與旅游局、體育局整合為文體旅游局。不同的是,珠海同樣實行了“黨政聯動”,涉及調整、撤并、職責整合的黨委機構共8個,調整比例約1/2。

　　“在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出臺之初,國內輿論叫好聲一片,但是在順德的改革方案出臺之后,便有許多人已看出深圳方案的局限性,即僅限于行政系統內部的重組,而絕不涉及黨委、政府、人大之間的關系調整。”金心異提出了一個在深圳改革方案推出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問題:深圳為何不將黨委機構納入改革范疇內?這是否意味著深圳改革不徹底?

　　“這兩個不能比,深圳和順德改革的立足點是不同的。”傅小隨表示,順德改革,一切從實用角度考慮,改革要解決怎樣提高行政效率,怎么樣來解決問題,根本不考慮黨政的關系；而深圳改革是純行政改革,突出解決的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者關系的處理,是和十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相符的。

　　從十七大到十七屆二中全會,對政府機構改革的基調都是基于“黨政分開”。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黨政分開”,力圖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要求黨的各級組織有先有后、漸進有序地從行政、立法、司法等各類國家組織中分離出來,從“全能”的、“革命”的黨走向現代的、法治的執政黨。

　　“深圳1000多萬的人口,直接套用黨政合一的模式,社會事務、經濟發展、產業推進肯定有問題,一點緩沖的余地都沒有。”王敏表示,改革的著力點在行政部門,主要解決的是政府職能的轉化、工作流程的優化、部門設置的合理、機構和職數的精簡,兩個城市的改革不存在直接的互比。

　　“順德改革和深圳改革是廣東在城市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上兩種不同的探索。每個城市不可能在機構改革方面都走一個路子,在一定背景下、時間內,上下對口、統一步調不得不做,一定要有不同的探索路徑,一定要去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出不同的探索,意義更大,典型示范、總結的利弊得失更加具有參考意義。”王敏說。專題策劃王暉輝呂冰冰 統籌黃超 撰文黃超鄔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