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公車管理與改革的探索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一些地區和國家有關部委就自發地對公車管理與改革工作進行了積極的實踐和探索，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據國家發改委等部委調查，截止到2007年，已有交通部、國家審計署、國資委、宗教局等8個國務院部門，廣東中山、珠海、惠州、佛山等7個地級市，江蘇省南京、蘇州、無錫，浙江義烏，山東威海，黑龍江齊齊哈爾、大慶等地區均進行了公車管理制度改革的嘗試。主要有三種模式：

　　其一，貨幣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公車(執法等特殊車除外)，向全部或部分公務人員按照職級發放交通補貼，公務交通由個人自行解決。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公車改革多數采取這種模式，其交通補貼標準差別不大，以珠海為例說明(見表1)。

　　其二，半貨幣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各部門公車，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門或由新組建的機關車輛管理機構實行統一集中管理，統一調度，定期結算。具體方法大致有3種。

　　按年度核定各單位用車經費，實行總額包干，計費用車。廣東省深圳市鹽田區、重慶市開發區以及湖南省資興市等采取這種形式。

　　向各級公務人員發放數額不等的乘車卡，實行公車有償使用，以年度進行結算，超支自負，結余結轉次年繼續使用，或按結余額30%～50%的比例以現金形式獎勵個人。

　　按職級核定公務人員用車經費補貼限額，個人憑車輛養路費、燃料費、維護費、保險費、路橋費、年檢費和車票等有效票據在規定的個人補貼限額內報銷，超支自負，結余轉次年繼續使用或按比例獎勵個人。廣東省佛山市的縣級部門采取這種形式。

　　其三，加強管理型模式。即各單位繼續保留現有公車，取消事實上的“領導專車”，通過完善和強化公車管理制度，嚴格實行“一車一登記簿”制度，車輛外出公干必須逐次登記，詳細記錄要車、派車、事由、起始時間、地點、行程、油耗、計費、駕駛員、乘車人等信息。下班后和節假日期間未經批準不得使用公車。廣東省中山、惠州等地區以及汕頭海關對車改留用車采取這種形式。

　　公車管理與改革的成效

　　從近年有關部門、地區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的實施效果看，整體成效明顯，普遍認為是多方受益的舉措，主要成效包括：

　　節約了經費開支，降低了行政成本。

　　據有關部門調研結果表明，凡是加強公車管理和進行公車改革的地區和部門，交通費用支出普遍比從前減少了30%左右。廣東省7個地市車改后，每個地市每年的財政公車交通費支出均節約了幾千萬元，并且不包括司機的費用(見表2)。

　　杜絕了工作時間乘公用車辦私事的行為，提高了工作效率。

　　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后，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活動時，需自掏腰包，這在客觀上促使公務人員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和最小的成本完成工作，從而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促進了政府職能的轉變。

　　規范了公務人員職務消費行為，有利于對公務用車的監管。

　　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后，由于將公車過去的暗處消費變成了明處補貼，將公車消費難以控制的“增量”轉變成公開透明的“常量”，使得屢禁不止的公車私用、超標配車、修車謀私等種種漏洞得以有效堵塞，有利于對公車使用狀況的監管，有利于促使機關行政后勤管理向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和社會化方向轉變。

　　促進了黨風廉政建設，密切了干群關系。

　　由于強化公車管理與改革后，政府對公務人員不再無償提供公車并供養司勤人員，從而規范和約束了領導干部的職務消費，遏制了公車使用中的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據調查結果顯示，加強公車管理與改革后，機關干部的支持和滿意率普遍達到95%以上。同時，領導干部取消了專車和司機，與職工群眾同乘公交車或駕私車上班，進一步密切了干群關系。基層干部群眾對此評價說，“財政減負，政治加分。”

　　完善公車管理和改革的政策建議

　　開展全國公務用車情況的摸底調查。全面掌握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公車數量、車輛結構、經費支出、公車使用等方面的情況，清查超編超標配車、變相專車、公車私用等違規問題，以便為我國公車制度全面改革和有效監管提供準確依據。

　　進一步調整和完善中央關于公務用車的政策規定。強化公車編制管理，縮減公車數量并降低配置標準。隨著我國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汽車價格已逐年下調，因此，應盡快修訂現行公車管理制度，適當降低按領導級別配置的公車價格標準。

　　盡快出臺推進公車改革的指導性文件。明確車改模式、車改范圍、車改對象、車改補貼標準等指導性原則。

　　車改措施應綜合配套推進。深化公車管理和改革，應與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機構精簡、監管制度完善、廉潔從政建設、財政體制改革和后勤服務社會化等方面工作緊密結合。避免公車改革后公車數量再度膨脹的現象發生。

　　免征公務交通補貼個人所得稅。因公務交通補貼屬于公務活動消費補貼，不屬于個人收入范疇，應免征個人收入所得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