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繼召開調整水價的聽證會，而1月7日，國家發改委就目前有關聽證會的各方議論做出了正面回應，并質疑了“作秀”說，“如果政府有關部門真想作秀，豈會讓‘蹩腳’的‘演員’來砸‘牌子’？”(1月7日《工人日報》)

　　本著善意的理解，我希望目前的各聽證會確實用意良苦，并非為了“作秀”。但是，聽證會的最大問題，恐怕還不是“作秀”。

　　我們知道，一種收費，如果是關起門來定價，價格政策的執行就會遇到極大阻力；而如果是經過公共論證的話，阻力也許會減少許多，但也不一定令人信服。我想重復一個被人反復提到的問題：現在的各種聽證會，是聽證耶？還是論證耶？這是比“作秀”問題更值得回應的。

　　我國目前的聽證有幾類，而所見最多的，也是與百姓利益息息相關的，當然還是價格聽證。大凡需要聽證的價格決策，多屬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類別，而其中尤以資源性收費更為人關注，如水、電收費等等。

　　市場經濟時代，產品價格多由市場機制決定，但公共產品多不在此列，后者需要政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提供，也需由其來擬定收費標準。公共產品雖不以贏利為目的，但并不意味著人們就能自覺承受其價格。供、需矛盾決定著人們對價格的承受能力，但公共產品的供、需是市場難以起作用的，因而需要公共決策以及引入公共討論的形式，使其價格獲得市場意義之外的合法性。聽證會的目的正在于此。

　　事實上，如果聽證會做到位了，價格決策就會令人信服，決策具備合法性，具備執行力。聽證會后，你可能仍然認為價格過高，但這個價格是經過你同意了的，你至少是同意達成妥協了。

　　但是，由于目前的價格聽證會多由聽證對象的上級政府主管部門出面組織，就使得談判機制預先失去了效力。鑒于政府部門與收費單位的利益關系，目前的聽證會事實上沒有一個中立的裁判。程序公開、決策固然透明，但是基于論證會意義上的公開、透明。論證不同于討論的地方在于，后者需要各方利益、意見博弈并達成妥協，而前者可以確保一方利益在先，讓所有的討論以此為前提。簡言之，討論是妥協的過程，論證是說服的過程。

　　一個實質上的論證會，雖然同樣可以做到透明、公開，但這些仍然是主辦方提供的透明、公開，因為如果沒有利益對等博弈，各方的信息就難以被充分挖掘，只能依靠某一方來提供，它無論提供多少，你都未必相信是最充分的信息，你仍然是等待著被說服。

　　就以產品成本來說，早有不少論證曾就“價格的內部消化”來提問，這種提問之所以點到要害，是因為不少公共產品被出具的成本雖然客觀，但沒有激勵機制使產品成本自行縮減，因而冗余成本很容易轉嫁給消費者。除了嚴格的聽證會，價格博弈在哪？難道消費者可以對公共產品也用腳投票不成？

　　謹防聽證會變成論證會，應是比“作秀”問題更值得擔憂的。如果是變成了論證會，即便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表態，“價格聽證會不僅要繼續開，還要開得更好、更公開、更透明”，那也是意義不大的。肖暢(武漢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