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離開原地礦部領導崗位，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退居二線后，戲稱“閑云野鶴”，四處走動，實際上時刻關心改革開放、國計民生、黨風黨建大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憂國、憂民、憂黨之心從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時弊，思如潮涌。這段時間，我同他在地礦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卻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獨行的倔犟稟性。

　　大光同志對此后黨的歷屆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文件無不認真學習、研讀，并積極建言獻策，表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中央的負責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由于言詞激烈一點，原本共同起草的聯署人有顧慮，就改由大光同志單獨上報。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顧委常委擴大會后，大光同志響應會議主持者的號召，上書中顧委領導。其中針對當時的物價問題、經濟理論和政策認識混亂的問題、黨的生活中的“透明度”問題、黨的建設和黨風問題，痛切陳辭，直言不諱。特別在黨風問題上，歷數“人們談論的所謂‘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級干部的子女出國和工作安排問題、干部的使用問題、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直指社會風氣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三四千言，可以說是一位積54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用赤膽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璣，給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從他“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忠藎之言，難免逆耳。心所謂危，不敢諱飾，黨性猶存，豈能為個人之茍安計”的心聲和最后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尾語“我說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作為結束，不難看出一個黨的高級干部愛黨、憂黨的純潔黨性和坦蕩情懷，是彌足珍貴的。

　　1990年8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小組會上，大光同志作了“關于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思考”的發言，其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如何結合、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如何縮小城鄉差別、如何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端正黨風要動真，在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形勢方面涉及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等諸多問題，內容豐富，鞭辟入里，在會上有很大反響。

　　大光同志踐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準則，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提出復查劉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閱歷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更發自他與黨肝膽相照的浩然之氣。“心底無私天地寬”，才能仗義執言，無所畏懼，不計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鄉教育設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將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畫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和地方教育事業，以補學濟困。這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徹底革命和無私奉獻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領銜給黨中央提出“關于取消向遺體告別儀式的建議”：逝世后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國家的醫學研究事業。這一建議在黨內外引起廣泛、深刻的反響。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認為，“紀念逝者，發一紙訃告，在報刊上介紹生平，或發表悼念文章回顧其功績”，同樣可以“寄托我們的哀思”，而無需許多生者形式主義地“勞民傷財”。這項移風易俗、喪事簡辦的倡議和個人做最后一次貢獻的“堅決要求”，滲透出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高風亮節，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兌現。

　　三

　　我與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觸，從他的言行、舉止中得到兼有領導、嚴師、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對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關懷、教誨和培養，情真意切，言猶在耳。特別是他對年輕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膽放手，讓他們去施展、開拓，這是很少有、也很難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稱高超，但少有“領導高明論”；他駕馭全局往往揮灑自如，但并不戀棧、攬權；他悉心培養年輕干部，誨人不倦，卻不指手畫腳。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質業務，到地質部門工作是“外行領導內行”，這是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接替、轉換過程中常見的現象。他首先以不畏難的精神接受這個挑戰，下了不少功夫鉆業務，同時“深感地質工作必須由內行來領導，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來就像是隔靴搔癢。如果一大批領導骨干不懂或不很懂專業技術知識，就會貽誤整個事業的發展”。在我國，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外行領導內行”，或干部“四化”以來的“內行領導內行”，都有領導得好或比較好的，也有領導得不好或不夠好的，這有多種原因。大光同志對地質工作的領導應屬前者之列無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高瞻遠矚，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視和推進干部“四化”，依靠專業技術人員，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把事業推向前進。大光同志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自我學習能力，由外行變為內行，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1980年地質工作的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轉向選拔干部、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在創造性地完成這項“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務”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從近年擢升為省局領導的中青年干部中篩選若干優秀分子作為考察對象，親自帶隊赴基層做三四十天的流動調研。這個來自“五湖四海”的同行業小團隊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談一路，各抒己見，議論風生。大光同志在與大家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兼聽各方意見，近距離以至零距離地觀察、鑒別干部，從而獲得比較系統的第一手資料，也對組織部門提供的考核材料進行驗證，做到心中有數。從1980年開始，先后組織了五批這樣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參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傳身教、年輕干部相互學習和向基層干部學習中獲益良多、終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為此的殫精竭慮。這樣做，既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既有唯物論、又有辯證法，可謂“獨具一格”，曾受到中組部的高度評價。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是這樣從山溝里被選拔出來，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大光同志選人唯賢，選人唯實，選人從嚴。不僅從既有的實績選人，而且對選上來的人也靜觀其進，靜觀其變，把動態考察貫穿于選拔、使用的全過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歷來勤于學習，博覽群書，特別鐘情于史籍。他認為，政治是歷史的積累，不懂歷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兩年，每天讀書一萬字，將馬、恩、列、斯全集通讀了兩遍；出獄后一兩年時間里，又讀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與大光同志共過事的人，無不佩服他諳史于心、博古通今，這是他作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備的基本素質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常感嘆，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識，跟著他永遠有學不完的東西。實際上，大光同志作為終身學習者，是生命不息、學習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蒼茫云霧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將與我們同在。(2010年1月13日) 溫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