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強28歲，來自河北。1月9日，他向老板討要70元工錢，被包工頭叫來的人追著捅了一刀，右側腎臟主要血管破裂，腎臟被切除。雖然包工頭已經被拘留了，但是行兇者跑了。醫生說，高志強的治療費估計需5萬元左右。(1月13日《檢察日報》)

　　早在2003年的10月24日，溫家寶總理曾經親自幫普通農婦熊德明討要欠薪，一時曾引發了前所未有、聲勢浩大的討薪風暴，熊德明后來被評為中央電視臺的“年度經濟人物”之一，不經意間一舉成為全體農民工心目中的“討薪欽差”。應當說，在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下，相關部門也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拖欠民工工資問題近年來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緩解。然而，各地欺辱討薪農民工的現象卻遠遠沒有絕跡，有媒體更是把民工討薪稱為“最頻繁發生的悲劇”。

　　農民工為了討回自己辛苦勞動所得，有的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做“賭注”、采取“跳樓”、“跳橋”極端方式；有的還要像民工高志強這樣付出鮮血與生命的慘重代價。這表明，在社會誠信機制缺失、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風暴式”集中追討并非長效機制。在現實中，農民工通過法律途徑來維權，卻也會因各種阻力而舉步維艱。比如高志強在討薪過程中，曾三次撥打110，但民警到場后只是要他跟包工頭“協商解決”、“呆了不到10分鐘就走了”，指望警察“給個公道”也成了一種奢望。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50條明確規定的法律條文。惡意拖欠工資使勞動者應得的合法收入落空，造成其家庭生活困難，甚至導致家破人亡，同時引發社會問題。惡意欠薪情節嚴重的應當以犯罪論處。因此，面對農民工討薪和維權的艱難，一方面需要進一步修訂和完善勞動法、建筑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利用法律甚至刑法的手段來調整、制裁勞動關系中的違法行為，另一方面還要加強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暢通法律程序，健全權益保護制度。對于那些漠視農民工權益、甚至與黑心老板沆瀣一氣的政府官員和執法人員，要給予相應的法律或黨紀、政紀的嚴懲。唯有如此，民工討薪之路才不會如此艱難。 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