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強今年28歲，來自河北省景縣留府鎮高莊村。高志強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女兒，今年6歲，最小的兒子只有2歲。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強向老板討要70元工錢，被包工頭叫來的人追著捅了一刀，右側腎臟主要血管破裂，腎臟被切除。(1月13日《檢察日報》)

　　年末歲初，農民工討薪問題和由此而發的矛盾進入“暴發期”。最近有媒體報道：南京農民工討薪成功率不足兩成；70多名農民工在烏魯木齊遭遇討薪難……有農民工為討薪，上過塔，跳過樓，投過海，甚至喝下敵敵畏。討薪者之所以選擇暴力、極端手段，原因之一便是維權成本過高，“程序煩瑣”和“處理時限長”也是造成原因之一。依法討薪，目前存在著成本過高等問題。有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而索要這1000億元欠薪，社會至少要付出3000億元的成本。

　　有欠薪，才會有討薪。企業欠薪、農民工討薪已成社會的痼疾。政府及相關部門為此也下過很大的功夫來“醫治”，但形勢并不容樂觀。每一次討薪背后都是一串串辛酸的淚，甚至是一點點凄慘的血。法治社會需要依法討薪。盡快將農民工權益保護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無疑是治本之策。農民工討薪所表現出來的無奈，甚至偏激，一方面緣于對欠薪企業的懲罰力度不夠，另一方面，法律對保護農民工權益不夠。眼下，企業欠薪所付出的成本太低，以至于企業可以用克扣職工薪水來要挾。更不正常的現象是，企業兌現了欠薪卻成了有關政府部門的“政績”。

　　“討薪丟腎”緣于法治“腎功能不全”，尤其表現在對欠薪企業懲治力度不夠。有政協委員呼吁增設“欠薪逃匿罪”，以維護勞動報酬權；還有人士建議修訂《刑法》，設立“拖欠勞動報酬罪”，以提高欠薪的違法成本。盡管從立法的角度應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但農民工權益保護是否順利步入法制化軌道，核心問題在于健全法制，強化法治功能。王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