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廣州：政府網上公布預算

　　公眾知情還不夠，關鍵是參與和監督

　　2009年10月，廣州市財政局網站“政務公開”欄目下的“數據統計”項目中公布了《2009年廣州市本級部門預算》，114個部門預算均供免費下載，這是廣州市首次在網上公開年度“賬本”。廣州市財政局局長表示，以后部門預算獲得人大通過后，都將在網上公開。此舉引發了廣泛關注，網民普遍表示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質疑。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蘇玥

　　10月22日，廣州市財政局在網上公布了《2009年廣州市本級部門預算》，114個部門預算均供免費下載，至次日中午，該網站訪問量達到4萬人次，并一度被“擠癱”。財政預算公開一直是個很敏感的話題。雖然《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實施，但很多地方還是在用“國家秘密”來做擋箭牌，網民想看到這種信息并不容易。所以，對廣州將政府“賬本”攤于陽光下之舉，網民的反應非常熱烈。

　　大多數網友認為，“曬賬”在觀念、制度上的突破，使事件形式、意義遠大于內容；雖然“家賬”公開僅是一小步，卻是公民知情的一大步。但網友也指出，這次公開的財政預算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夠徹底，如廣州市委辦公廳“支出預算總表”，只羅列出“行政運行、專項服務、專項業務”等幾項，項目太過含糊，公款吃喝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等“三公”消費并未公開。網友直稱，公開“家賬”，三公消費不能“躲貓貓”，政府財務預算的公開，必須透明、詳盡、具體，不遮掩、不回避、不籠統。更有網友大呼：看不懂！

　　對于網民的疑問，廣州市政府雖然也用各種方式進行了回應，但很顯然，并未消除網友的疑慮。專家認為，此次廣州預算公開，進一步拓寬了政務公開渠道，真真正正實現群眾知情、群眾參與、群眾監督、服務群眾，將有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制度的執行力。同時也指出，公開不是目的，雖然公眾的知情權得到了尊重，但怎樣實現公眾的參與和監督才更為重要，畢竟對于少數的、籠統的數據，即使是專家，也很難做出分析判斷。我們期待下文。

　　特邀嘉賓陳潭(中南大學公共政策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9年10月16日，廣州市財政局將廣州市2009年本級114個部門的部門預算全部公開放到了“廣州財政網”上。社會輿論在對這一舉動給予贊揚的同時，也從公布的財政預算中解讀出“三公消費”( 公款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不透明、機關幼兒園花費高昂、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不足等眾多尖銳問題。

　　其實，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政府部門依然拒絕公開預算的當下，廣州市的這一舉措反映了政府進步和地方政治改革在某一領域的局部突破。實際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新中國第一部針對政府信息公開的專門法規，其中規定了4項政府須“主動公開”的信息，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還規定了應“重點公開”的11項政府信息，其中就包括財政預算和決算報告。眾所周知，尊重公民知情權，認真對待公民監督，這是委托代理條件下“人民政府”的應有之義。因此，政府對對包括預算在內的政務信息走向公開化，這是政府預算走向公共預算的第一步。其次，為了避免政府的自利性和部門預算的利益最大化，政府預算走向公共預算必須開展“參與式預算”，大范圍地吸納專家學者、人大代表和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政府預算的決策、規劃和編制，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主持下開展預算聽證，從而讓政府預算報告不斷走向科學化。再次，政府預算必須提交人大審議、討論和通過，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和監督。因為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了人民的意見并直接對人民負責，政府預算走向民主化是受人民委托的公共權力機構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最后，在憲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的既有框架下必須加強預算立法，因為預算的法定化是政府預算走向公共預算的充分而又必要條件。

　　江蘇南京：徐寶寶事件

　　2009年11月4日，南京5個月大的嬰兒徐寶寶因高燒等癥狀入南京市兒童醫院住院治療過程中不治身亡，家長投訴由于值班醫生打游戲、睡覺等行為使得嬰兒未得到及時有效救治。當地衛生部門最初通報否認了這一說法，后來由專家、網民、記者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的最終調查結果：患兒家屬的投訴情況基本屬實，值班醫生隱瞞事實真相，市兒童醫院調查手段簡單、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上網玩游戲的當事醫生被吊照開除，南京兒童醫院診治措施有失職行為，院長書記分別受處分。

　　第三方調查的成功試水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谷文杰

　　江蘇南京“徐寶寶事件”刺痛網民神經的不僅是備受非議的醫生職業道德和脆弱已久的醫患關系，更是醫院和監管部門在處理這起事故過程中繼續秉持掩蓋真像，欺騙大眾、工作態度不嚴謹，隨意推卸責任的一貫作風。正因如此，才引起了大眾的高度關注和譴責。

　　監管部門對此事件的應對過程和效果呈現了一個完整的“V”字，既有令人詬病的淺顯行為，也有讓人贊賞的開明舉措，就整個事件的輿情應對來說，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行為瑕疵，但其靈活的應對方式和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

　　徐寶寶死亡的消息經媒體報道后立刻引起廣泛關注，網絡上評論如潮。當醫院發現此事已經形成規模性輿論的時候，便立即對此事進行了調查，雖然調查結果意圖掩蓋真相、推卸責任，但是其對輿論的重視程度和較快的應對速度還是值得肯定的。盡管如此，在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方面，醫院表現尤差。調查行為本來是以澄清事實，追究責任為目的，卻被醫院當作掩蓋事實，欺騙大眾，推卸責任的手段，令公眾憤怒至極。而監管部門也是粗心大意，玩忽職守，在沒有親自對此事進行全面、深入調查的前提下，輕信醫院的一方之言并作為調查的最終結果公布。這種不負責任的草率行為受到了廣泛質疑和批評，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受到極大損害。

　　在這種“老子調查兒子”的行為備受指責后，監管部門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立刻轉變態度，靈活地調整策略，組織有第三方人士參與的調查團進行第二次調查。監管部門的這個動態反應機制，因時而動，變被動為主動，值得肯定。隨后，在大相徑庭的結果面前，監管部門的應對舉措繼續向好的方面發展，沒有為了臉面繼續掩蓋真相，而是自揭家丑將真相如實地公布于眾。此種公開、透明的調查機制，重新贏回了已經失去的民意，提升了受損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在問責和賠償方面，監管部門堅決的懲治了有關責任人，醫院也爽快地答應了嬰兒父母的賠償要求，為此事件的平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特邀嘉賓杜駿飛(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網絡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網絡傳播學會會長)

　　徐寶寶事件最初遵循以往突發民生新聞的傳播方式，在網絡上迅疾傳播：11月4日，西祠胡同上出現求助帖；11月6日，半島社區網民發貼《南京兒童醫院醫生上班忙“偷菜”害死五個月嬰兒》，引來大量網民留言，隨后被西祠胡同、天涯、百度貼吧等網絡社區轉載，引起社會關注。我們很難設想，假使沒有網絡媒體對民間議題的包容、對新聞事件的全時性的響應，假使沒有網民急公好義的網絡民主精神，發生在一個普通人家的百口莫辯的事件會成為公眾矚目和社會調查的焦點。

　　僅僅3天后，主流媒體即發出響應：11月9日，《人民日報》最先報道徐寶寶事件《嬰兒家長指責醫生失職》，這成為公共議程轉化的重要節點。受此激勵，11月10日、11日，本地的龍虎網和《現代快報》才分別發表姍姍來遲的跟蹤報道《兒童醫院召開新聞通氣會否定死亡患兒家長說法》(醫院公布第一次調查結果，說明醫生“沒玩游戲”)、《徐寶寶父親：衛生部門沒調查過我 對結果寒心》。在此，我們也可以再做推論：因為有強力媒體的公信度、號召力、影響力做保證，因此才會形成比網絡輿論更大的輿論壓力，徐寶寶事件才會如此迅速地得到地方權力部門的強力關注，形成更為科學的第二次的調查，并就此從新聞議程進入政策議程。另一個推論是，在異地監督受限、本地監督缺乏授權的常規條件下，率先打破報道壁壘的第一篇報道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樣的首發來自權威的黨報，其破冰效用就更為顯著。

　　在網民和媒體的共同推動下，衛生行政部門成立了12人的聯合調查組，各大網站報紙均關注調查走向。11月12日，龍虎網刊發調查最近進展：醫生確實在玩QQ游戲，玩游戲的醫生被吊照開除，醫院負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至此，事件的主體以調查結果基本可信、危機處理結果相對較能平息民憤而告一段落。

　　就一般同類事件的對比來說，南京市政府部門對徐寶寶事件的處理尚屬合理，其對待輿論監督的接受度、危機處理的及時度、調查結果的可信度、事件處理的說服度，均達及格以上。但事件處理過程中兩次調查結論不一的細節，再次暴露了我們的行政部門的通病：在一些網絡事件面前，行政力的先天不足、社會溝通的缺乏誠信和科學之間，往往是交相助推的，也往往由此形成更為深刻的民意危機與政治危機。

　　我們同時還要注意到，此后仍然有諸多批判和深度思考見諸于媒體和網絡，例如：11月13日，中國青年網接連刊文《南京嬰兒徐寶寶是被“謀殺”致死》、《徐寶寶事件：拿什么來拯救醫生？》，金羊網刊文《徐寶寶之死：究竟誰在隱瞞事實真相》。央視網發表評論“徐寶寶”調查事件引發的思考，評論說：真相雖然來的晚但是還是真相，真相的意義在于什么是錯和如何改正，“真相是對這個孩子的家庭，是對這個孩子在天之靈，對這樣一種醫患糾紛最好的一種概括。”而網民“素衣白馬客京華”發表的網文《徐寶寶案：真相之后，誰把追問進行到底？》有更為直接的質詢：為什么解決問題一定要以生命為代價呢？醫院能否及時處理管理漏洞，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網民喜歡站在弱勢群體這一面，可為啥真相總喜歡站在網民這一面？難道網民天生就有精準的判斷力？這些提問，雖然樸素簡潔，但卻深刻持久，值得我們反復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