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安順市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公安局坡貢派出所副所長張磊1月12日處警中使用槍支致兩村民死亡。17日，安順市警方向新華社記者透露了初步尸檢結果。安順警方負責人表示，從目前初步掌握的情況來看，張磊臨場處置經驗不足，存在處置不當的問題，沒能很好掌控住局面，張磊及協勤當時確實受到當事人攻擊和抓扯，但有無必要開槍示警值得商榷。警方將根據下一步的調查結果依法依規處理。(新華網1月17日)

　　評論家劉洪波在評論這一事件中，談到了權力與信念的碰撞，“代表國家、握有武器的一方是命令者。命令者處置一個簡單的‘街頭吵鬧’，他在現場既需要恢復秩序，同時需要有人‘跪倒’”，而“被要求‘跪倒‘的人，將挨槍與否聯系于是否犯法”，正是“命令者與被命令者之間，信念差異極大，誤會極深，以至于不得不靠一個街頭活報劇來終結分歧。”

　　這一事件甫一發生，在檢察機關還沒有介入、尸檢沒有進行之前，甚至警方自身的報告都還沒有出臺之前，當地政府就召開新聞發布會，高調宣稱“郭永志和郭永華因打架襲警并搶槍被擊斃”，用一個“襲警”為此事件進行定性，從而將話語權掌握在自身手中，爭奪最有利的地位。伺后，貢派鎮政府又迅速與死者家屬達成了補償70萬元的協議，請注意，地方政府雖然給予了死者家屬70萬元錢，但這是“補償”而非“賠償”，用的是坡貢鎮民政福利辦公室的救濟款，這個話語背后隱藏的意義就是，警方沒有責任，警方是給予死者家屬人道主義救助。

　　但這樣的話語顯然不能為死者家屬認同，也不能為媒體和輿論認同，因為，尸檢沒有進行，真相沒有查清，“襲警”從而何而來？“補償”又有何理？

　　尸檢報告明顯否定了警方此前的結論。先前警方聲稱只開了四槍，但尸檢顯示是五槍，這就對當地政府先前“襲警”的話語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因為，按照目擊證人講述，“張磊先朝著郭永志的腰背正中開了一槍，不過當時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他朝著身邊的一根電桿爬過去，張磊走上前，用槍頂著他的后腦再開一槍”，現在，尸檢證實了警方對郭永志是打了兩槍，這第二槍，當事警察就構成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對此，當地警方解釋說：“張磊臨場處置經驗不足，存在處置不當的問題，沒能很好掌控住局面”，以此來圓先前的“襲警”話語中的漏洞與不足，再一次推卸責任。

　　但是，我們顯然不需要“處置不當”的表達。這種話語使用的語境是在公安機關內部中工作使用，它只說明警察本身工作能力是否稱職的問題，最多只是說明警察是否違紀的問題，它不能解釋該警察是否違法犯罪、應該接受什么樣的處罰的問題。

　　福柯說“話語是一種權力”。在這一事件中，這種“權力”可以理解為對公眾的影響和得到公眾的支持。當地政府和警方在這一事件中，不斷地爭奪話語權和變換話語形式，事實上是想占據輿論高地，從而推卸責任。顯然，公眾并不需要這種話語的表演，而是需要回到法治的話語軌道：真相到底如何？該警察是否構成犯罪？(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