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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漢語拼音之父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蘇常州，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解放前曾任職新華銀行，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后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1955年10月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后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

　　周有光的連襟是著名作家沈從文，他們分別娶了合肥四姐妹的二姐張允和、三姐張兆和。沈從文跟周有光的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樣，前者是出生于湘西的“鄉下人”，接受的是老式教育；后者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長大，就讀于洋學堂，到外國生活和學習過。兩人很談得來，但沈從文不喜歡拼音，也不用簡化字。

　　與漢字繁簡紛爭不斷相比，周有光參與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獲得廣泛認可。50多年來，漢語拼音的應用增長驚人，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梁，成為信息化時代的工具。

　　20世紀末，美國國會圖書館花了2000萬美元，把70萬部中文圖書，完全改為拼音編目。目前，漢語拼音業已成為國際標準(ISO7098)，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周有光：漢字是個無底洞

　　“我們提出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是來幫助漢字，不是代替漢字。要代替漢字，不是幾天功夫，一百年都不行。他們問我要幾百年，我說過了五百年再說吧”

　　周有光(口述) 本刊記者/陳曉萍(采寫)

　　特約攝影/郝笑天

　　編者按:

　　中國文化向來有敬惜字紙的傳統，但是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文化精英對傳統的反思也有極端之時，譬如對于千年延續下來的漢字。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4月號發表文章《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認為：“ 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魯迅更是提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就連素稱穩健的胡適也堅信漢字必須廢除。

　　1933年，拉丁化運動在中國出現。運動是由留學蘇聯的瞿秋白發起的。受蘇聯拉丁化新文字的影響，瞿秋白等人提出中國方言拉丁化，這個新文字運動蔓延到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1941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再次為文字改革定調：“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與漢語拼音方案同時進行的，還有以掃盲為目標的簡化漢字運動。

　　不過，在文字改革中誕生的漢語拼音方案，只是認字的輔助工具，毛澤東的預想并沒有付諸現實。1986年1月，當時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完全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應用范圍，這被解讀為中國政府正式放棄漢語拼音文字化的政策。

　　進入信息社會的漢字并未在新時代被消滅。信息理論和技術的發展證明，漢字由于字數眾多，反而比字母文字更為高效， 具有更高的輸入和閱讀效率。

　　而義務制教育的普及，標志著利用簡化漢字大規模掃盲的歷史任務終結。各種智能化的輸入法的出現，則使得繁簡體漢字具有相同的輸入速度。電腦顯示技術的進步，更提高了屏幕的顯示精度，無論繁簡漢字，都能被清晰辨認。曾經針鋒相對的繁簡之爭，其分歧正被技術逐步彌合。

　　如今，曾在中國大陸強力推行的文字改革，已經走過了半個世紀，漢字拼音化嘗試壽終正寢，而簡化漢字運動則由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技術的高速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轉折。

　　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后拐棒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居民小樓房里，再有兩周就滿105歲的周有光住在里面。他是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從最開始的字母愛好者，到研究制訂漢語拼音方案，老人見證了漢語拼音的前世今生，也見證了字母在中國與漢字相伴的歷程。

　　小小的書房里，坐在一張褪漆的舊書桌前，周有光收起他的打字機——1983年，日本一家公司按照周有光的理論，研制出以拼音的方式將漢字輸入電腦的軟件。為了表示感謝，這家公司專門送給周有光一臺打字機。正是利用這臺打字機，年逾百歲的老人在2009年末尾完成了新書《朝聞道集》。他在書中密切關注著全球新變化，除對歷史事實進行理性探討，比如對蘇聯解體、不丹王國的民主化發表感想，還包括“語文探新”。周有光對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變化進行了預測，他認為21世紀，拼音將幫助華文在網絡上便利流通。

　　騰空桌子，戴上助聽器，偶爾借助紙和筆，老人向我們講述了他親歷的文字改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