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原本在手機掃黃風暴中處于整頓和被批評地位的電信運營商，就成功地扭轉了自己的角色。

　　中國移動上海分公司日前表示，目前已經對發送低俗內容的手機號碼開始“叫停”：一經發現有手機號碼發送黃色短信等不良信息，將暫停該號碼的短信功能，并移交相關部門進一步處置。

　　此消息一出，頓時各方反應強烈。

　　北京移動：滿足三個條件才關停

　　1月18日，針對工業和信息化部日前部署第二階段整治手機涉黃工作要求，上海移動首先會根據事先設定的一系列關鍵詞對手機短信進行先期過濾，一旦發現有問題，將對該手機號碼進行暫停短信功能的處理，如果用戶有異議，可去公安部門對短信內容作鑒定。

　　廣東移動與上海移動的做法類似。而與滬粵兩地相比，北京的做法要穩妥得多。1月21日，北京移動10086客服熱線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手機發“黃段子”被暫停短信功能有三個前提條件：首先，短信發送量要達到一個級別；其次，要有多位用戶舉報；最后，還需要公安等相關部門查證，認定為黃色短信或是垃圾短信。

　　這位客服人員告訴記者，其實這種做法已經執行很久了，因為有這三個條件，所以并沒有出現用戶質疑或投訴的問題。她告訴記者，他們并不會隨便關停短信功能，即使發現了在一定時間內發出幾十條甚至上百條短信、明顯不是普通手機用戶能力所及的可疑手機號，也會先對發現的垃圾短信攔截，阻止該手機發出這些短信，再結合用戶舉報，配合相關部門核實后，作出停止發送該號碼的短信的決定。

　　掃黃重點：牟利性群發黃色短信

　　實際上，對于黃色短信，一直以來輿論的反應是一分為二的：對于牟利性的群發黃色短信行為，有關部門和運營商就必須給予嚴厲打擊；但若是普通用戶個人之間發送涉黃信息，則普遍認為不宜干涉和處罰。

　　電信專家侯自強就認為，不管什么內容，如果不是明顯違法的信息，只要是個人發送給個人的，就不應該受到干涉。“正常人的手機是用來通信的，而包括短信在內的通信都屬于特定兩個人之間的私事，其內容屬于通信秘密范疇，受憲法和法律保護，因此除非為了偵查犯罪而基于法律程序對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外，任何人不得對他人的私人通信進行監聽。”

　　而北京移動設置的第一個門檻，就將大量群發短信與少量發送黃色信息區分開來，第二個門檻則將接收方愿意與不愿意接收區分開來。在打擊牟利性群發黃色短信行為的同時，并不干涉熟人之間發送少量“黃段子”。

　　“顯然，北京移動此舉避免了侵犯人們的通信權利和自由，程序合理，處置方式也較為謹慎。”1月21日，北京郵電大學網絡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劉德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有關專家：涉黃標準應由政府定

　　而此次上海移動遭社會普遍質疑的根本原因，則與黃色短信這種稱呼存在“先天不足”有關。什么是黃色短信？如何定義和認定黃色短信？標準又是什么？不管是法律界，還是學術界，目前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和劃分。

　　按照上海移動的說法，他們依據的是13項“低俗內容”技術標準，如包括“表現或隱晦表現性行為、令人產生性聯想、具有挑逗性或者侮辱性的內容”，“對人體性部位的直接暴露和描寫”，“以挑逗性標題吸引點擊的”等，事先設定了一系列關鍵詞，再根據關鍵詞對手機短信進行先期過濾。

　　對于這種解釋，許多人并不“買賬”。一網民在論壇上發帖抗議稱：“我給老婆發些夫妻之間的親密話，算不算黃色短信？上海移動所說的標準，比如‘令人產生聯想’等詞語，在實際認定中怎么把握？而且根據這標準設定的關鍵詞也不明確，究竟是哪些詞語，目前我們并不知曉！要阻止人們用手機發黃段子，首先得讓我們知道什么關鍵詞涉黃，否則就相當于給用戶‘下套’，會讓人難以接受。”

　　劉德良表示，由于“黃色”這個詞并非是法律概念，它會因語境不同和個人欣賞角度不同等原因，出現不同的理解，對其本身的認定就有歧義，所以上海移動的劃分標準是否合法、合理就很值得懷疑，其操作過程很難體現科學性和標準性。

　　飛象網CEO、知名電信專家項立剛認為，上海移動這次有些越俎代庖，“好心沒辦成好事”才召來了質疑。他認為，對于這樣一個叫停發送“黃段子”管理辦法，顯然不應該由上海移動之類的電信運營商制定，哪些是黃色內容也不應該由他們來認定，而應該由國家政府部門來制定并正式發布，運營商只能充當執行者的角色，這才是程序正確、各司其職。

　　電信專家認為，運營商應該在職能范圍內監測好群發黃色短信，將可疑手機號碼等資料送交公安部門鑒定，由政府部門來決定是否對當事人進行處罰，這才是法制社會所倡導的程序正義。“當務之急是應該由管理部門出面完善程序，盡快制定統一的、更為具體的標準或者分級管理制度，并對全社會公布。”

　　而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好消息是：最高法即將出臺有關整治手機淫穢色情的司法解釋。業內人士認為，解釋的出臺將為備受關注的黃色短信界定給出一個合理的規范。（記者 王曉雁）